日本國憲法第9條[1]
I. 日本國民衷心希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久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嚇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
II. 為達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壹、前言
日本國憲法最大的特色，或許莫過於其規定「戰爭放棄」的第9條了。日本國憲法第9條（下稱：第9條）支撐起了日本國憲法三大原則之一的和平主義，宣示了日本國軍事主權的放棄，並且在自憲法制定以來七十一年的歷史中不斷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2]。然而，雖然在日本的憲法中有著明定國家不可以擁有軍隊與戰力、不得發起戰爭與使用武力的規定，但在日本境內不但有眾多美軍基地，更維持著「不是軍隊」但「實力」足以排入全球軍力排行榜前十名的自衛隊（Self-Defense Force）[3]。雖然國家所達成的現實與憲法的誡命有著極大的落差，但是從七十年前公布至今第9條一個字都沒有被修改過，日本國政府只是不斷地以擴張「解釋」的方式來主張國家作為的合憲性。以廢棄第9條為悲願、長期執政的自由民主黨政權只能以變更「憲法解釋」[4]和立法的方式來架空第9條，但無論如何卻始終無法真正地修改第9條的條文。
換言之，自憲法生效三年後的1950年[5]以來，第9條一直沒有被真正地、完全地施行過，但是第9條卻沒有從憲法中消失，反而一直延續到今日。這是為什麼呢？思想家柄谷行人先生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出發，在《憲法的潛意識（憲法の無意識）》一書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以下，本文將以柄谷行人《憲法的潛意識》第一章＜憲法の意識から無意識へ＞與第二章＜憲法の先行形態＞之內容為要，對於柄谷的分析進行介紹。
貳、日本國憲法第9條的歷史與現狀
哲學家伊曼奴爾．康德在《永久和平論》中提出了「結束一切敵意」、為了永久和平[6]的由各個國家所共同組成世界共和國或非戰聯合的構想[7]。康德之所以提出這個構想並不單單只是為了和平，更是為了貫徹真正的市民革命[8]。康德意識到倘若無法阻止其他國家的武力干涉，一國之內的市民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9]，換言之，「完整意義下的公民組織」的成立及維持與上述的聯合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10]。康德認為，實現「不能僅將他人視為手段，更要視為目的對待」此一倫理的「目的之國」無法在單獨一個國家上實現，「目的之國」必然會以「世界共和國」的狀態出現[11]。
捨棄國家軍事主權的第9條蘊含著康德所明確化的普遍理念這點自無疑問[12]，但是放眼全世界，將這項普遍理念以「制度」的方式徹底貫徹並深植的國家恐怕就除了日本之外無出其右[13]。柄谷行人指出，第9條之所以能夠如此在日本定著，與日本本身的文脈有著密切的關係。
本文認為，在進入柄谷行人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就第9條的制憲背景與其之後的實踐與運用作簡要的說明。
一、第9條的起源
第9條究竟是時任總理大臣的幣原喜重郎的提案還是當時在占領之下盟軍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的提案呢？這個問題可謂日本國憲法制憲史上的一大爭點。和平憲法研究的泰斗深瀨忠一博士在研究各方史料後做出以下的結論。
「戰爭放棄」此一發想的起源是由幣原喜重郎提出的[14]。其源流是以幣原戰前擔任外務大臣時推行以重視國際聯盟、巴黎非戰條約的「幣原外交」、戰前實行裁軍的成功與失敗之經驗，以及遭受了現代戰爭的慘禍的國民們的經驗為背景[15]，在戰敗後擔任總理的幣原抱持著擁護天皇制與再建永久和平國家的熱烈期望，先是於其起草的《人間宣言》中表明「貫徹和平主義」，接著在1946年1月24日與麥克阿瑟的非正式會面中表明了其放棄戰爭、不保有軍隊的此一永續的新日本的方針，對於幣原的提案感到預料之外的麥克阿瑟贊同其想法，並約定要進行協助[16]。GHQ（盟軍總司令部）的憲法草案[17]公布之後，將戰爭放棄．不保持戰力條項完全作為自己信念體現之憲法條項的幣原也抱持著「不動的信念」之熱誠，不斷藉由樞密院、帝國議會等各種公私場合進行支持辯護的演說、演講、答辯等行動[18]。
雖然最終決定將戰爭放棄與不保有軍備予以憲法條項化的是麥克阿瑟的決斷，但其實實質的內容並非麥克阿瑟的專斷，而是基於幣原的提案以及作為其背景的「日本國民的意思」[19]。深瀨指出，即使有依波茨坦宣言、同盟國之意思以及美國政府的指示構成的佔領政策的基本方針，但若無幣原的提案永久放棄戰爭與軍備的日本國憲法第9條恐也不會出現[20]。
二、第9條與解釋改憲
同盟國在佔領期間為管理日本而設的政策機關遠東委員會在1946年10月決議，在日本國憲法施行開始之後的兩年內，應由日本國會對此憲法進行再檢討以及要求制訂相關的公投程序，而在1949年時東京大學憲法研究會與公法研究會也提出了深化憲法中民主主義原理的修憲意見[21]。然而，執政的保守政權內部卻幾乎沒有想要進行修憲的聲音，時任總理的吉田茂更在1949年4月28日的國會答辯中表明當下日本政府完全沒有想要進行修憲的意思，而在此日之後，遠東委員會也不再做出有關於修憲的新指令[22]。而在韓戰開始之後，美國更對日本提出修憲的請求（特使John Foster Dulles），強烈要求日本修改憲法進行再軍備[23]。吉田內閣雖然依循美國的意思組成警察預備隊，但是卻拒絕了修憲的請求[24]，吉田茂本人甚至表示：「思考再軍備這件事本身就是愚蠢至極，是不知道世界局勢之人的癡人說夢」（《回想十年》第2卷）[25]。
日本拒絕了修改第9條，但是卻走上「解釋改憲」的道路。雖然日本政府與學界通說相同採取「第9條第1項限定放棄．第2項全面放棄」說[26]，但是在1954年時為了合理化自衛隊的存在，而在對於「戰力」的解釋上改做了與學界通說不同、擁有架空第9條原意之可能性的見解[27]，並而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28]。原本應是以「不以軍事手段確保世界的和平與自國安全」此一非軍事和平主義[29]為內涵的第9條，在政府解釋下卻變成了容許自衛隊此一事實上乃保有軍事力之國防組織的存在。
之後，以波斯灣戰爭為契機，日本政府不再滿足於以往只限「專守防衛」與「災害救助」等的自衛隊活動，開始一步步努力將自衛隊派至海外，而憲法解釋爭論的防守線也從以往的爭執「自衛隊本身的合憲性」退到（以自衛隊存在為前提的）「自衛隊海外派兵的合憲性」[30]。近三十年來，日本政府不斷擴張自衛隊的海外活動範圍，除了派駐到更多國家之外，包含武器使用在內的行動規制也不斷放寬（讓自衛隊能夠進行更多種任務），並且也做出相應的憲法解釋來合憲化自衛隊的海外派遣。終於，在2014年7月，不顧壓倒性多數的憲法學者之反對與市民的抗議聲浪，執政的安倍內閣決定跨過以往政府憲法解釋「在第9條之下日本國只能行使單獨自衛權[31]，非經修憲不能行使集體自衛權」的界線，以閣議（內閣會議）決定的方式變更憲法解釋，認為集體自衛權的行使亦乃憲法所容許，這次的憲法解釋變更，顯已非量變而係質變矣[32]。然而，即使被諸多學者批評為「違憲」[33]、「架空第9條」，但執政黨仍不顧法律學者、知識分子與許多市民的強烈反對聲浪，強行通過實踐集體自衛權行使的安保法制。
參、日本國憲法第9條與集體潛意識
如同前文所提及的，第9條雖然長年沒有被真正地、完全地實行，但直到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國民占絕大多數的今日仍然沒有被廢除，或該言，無法被廢除。縱使數十年來，包含執政黨在內不斷有人提出修憲的構想與草案，但卻從來沒有提交於國會審議過。柄谷指出，倘若有執政政權敢公然提出憲法第9條修正案，則其必將在下次選舉中敗北[34]。從2012年執政至今的安倍政權（自民黨公明黨聯合政權）雖然早在2012年就提出成立國防軍與明定自衛權的修憲草案，但是在涉及政權延續的2016年眾議院選舉期間卻絲毫不提有關修憲之事，直到選舉結束後才敢又公開說明其修憲志向。
為何第9條如此地深植在日本社會之中呢？不少護憲派的人或許會認為這是他們不斷地向社會大眾訴說戰爭的經驗與第9條的重要性之故[35]，而相對地，修憲派則認為其努力數十年仍然無法達成廢棄第9條此一悲願的原因正是「左翼知識份子對國民的『洗腦』[36]」[37]。換言之，不論是修憲派還是護憲派，大部分的人都認為第9條能受到眾多國民的支持而不被廢棄是因為「宣傳」與「教育」之功效。然而，對於這種「第9條正被人們有意識地保護」看法，柄谷卻抱持著懷疑[38]。柄谷認為，第9條並不是「意識」次元的東西，而是處於「潛意識」次元的問題[39]。如果是「意識」層面的問題，是可以透過說服、宣傳等手法進行操作的，但若是根植於「潛意識」次元的問題，則就無法了[40]。
一、佛洛伊德的「超我」
佛洛伊德將人的意識劃分為「意識」、「前意識（潛在意識）」、「潛意識（無意識）」三者。佛洛伊德在其早期的重要著作《夢的解析》中提出「夢」是願望（慾望）的實現，而願望會因為「檢閱」而在夢中以被扭曲後的樣子出現[41]。因此，做夢的人並不會發現「檢閱」的存在，也不會意識到夢的內容其實就是潛意識的願望[42]。佛洛伊德早期認為，人的心理是由想要滿足慾望的「享樂原則」與為了因為滿足慾望而帶來的危險而對前者進行抑制的「現實原則」所組成，而「檢閱」就是「現實原則」的表現[43]。「現實原則」可以說是透過家長的教育等而內化的社會規範[44]。
然而，佛洛伊德在第一次大戰後放棄了上述的二分法。佛洛伊德在戰爭與戰後遇見了罹患戰爭精神官能症的患者，即使戰爭結束了，這些患者仍然持續在夢中回到戰場。對佛洛伊德來說，戰爭精神官能症並不單純只是經歷戰爭的後遺症而已，因為其症狀不單單只是被動的，更顯示出想要克服「驚嚇（shock）」的能動性，佛洛伊德用「強迫性重覆（反覆強迫）」來說明之[45]。佛洛伊德將強迫性重覆視為比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更加根源性者，並認為帶來強迫性重覆的正是人類所擁有的「死亡衝動」[46]。死亡衝動是指生物（有機體）想要回到無機的欲動，而當死亡衝動向外表現時，就會成為攻擊衝動[47]。
之後，佛洛伊德在1923年出版的《自我與本我》此一論文中提出了「超我」的概念。在此之前佛洛伊德都將潛意識稱為「本我」，然而後期佛洛伊德將潛意識又進一步細分為「本我」與「超我」。佛洛依德指出，超我是死亡衝動做為攻擊性向外表現之後經歷某種契機又向內而形成的[48]。「超我」與早期佛洛伊德的夢的「檢閱官」是類似但不同的概念。「超我」與來自於「自身以外」的「檢閱官」不同，擁有「內在」的起源[49]。可以說，相對於檢閱官的檢閱是他律的，超我的檢閱則是自律的[50]。
佛洛伊德在1930年出版的《Das Unbehagen inder Kultur》[51]中指出超我不只存在於個人，亦存在於集團之中，而且超我在集體（共同體）中的表現會更為顯著[52]。佛洛伊德並而認為，「文化」就是集體中的超我[53]。在此之前，對於佛洛伊德來說，文化只是限制享樂原則的現實原則，雖然這種壓抑性的文化有其必要，但有時仍然需要從中解放出來，因此某種程度上戰爭是不得不接受的[54]。然而，在《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中佛洛伊德積極地肯定了「文明」＝超我[55]。現實原則無法抑止攻擊欲動，因而產生了戰爭，而能夠抑止攻擊衝動的，也只有攻擊衝動[56]。也就是說，攻擊衝動藉由向內形成超我＝文化壓抑了自己[57]。佛洛伊德在回覆給提出「要如何才能廢棄戰爭」此一問題的愛因斯坦之回信中就曾如此寫道：「促進文化的發展，我們就能夠向戰爭的終焉前進」（《人們為何戰爭？愛因斯坦與佛洛伊德的往復書簡》）[58]。
二、第9條與超我
柄谷認為，應當將第9條視為一種「超我」，也就是說，這不是「意識」而是「無意識」的問題，同時，更是「文化」的問題[59]。這意味著，柄谷認為第9條的成立並非基於有意識的反省[60]。
佛洛伊德將一般人們所說的「沒有意識到」的廣義的潛意識細分為「前意識」與「（狹義）潛意識」。「前意識」可以藉由來自外部的宣傳、教育等進行操作，「（狹義）潛意識」則無法，而「超我」則屬於後者[61]。佛洛伊德指出，強迫性神經症的患者雖然在外人看來苦於罪惡感之中，但患者本人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佛洛伊德將之稱為「潛意識的罪惡感」[62]。柄谷認為，第9條所顯示的正是做為集團的日本人對於戰爭的強烈「潛意識的罪惡感」[63]。與德國相對，雖然世人常言道，和德國人相較之下日本人欠缺歷史反省，但是德國卻沒有第9條[64]。柄谷強調，即使日本人對於戰爭有罪惡感，也不是有意識的；而且，如果是有意識地反省，第9條應該早就被放棄了，因為要改變人、大眾的意思並非困難的事情[65]。
第9條有著忌諱戰爭的強烈倫理性之意義[66]。其目的並不只是GHQ為了抑止日本的軍事復活而已，其中存在著康德以來的理念這一點是不可否認的[67]。柄谷指出，第9條並非來自於「自發性」的作為[68]。如同前述所言的，第9條之所以能夠成為憲法的一部分其關鍵在於GHQ的「強制」，然而，亦如同前文所述的，日本明明有廢棄第9條的機會，但卻拒絕修憲，換言之，日本人「自主地」接受了第9條[69][70]。
這並不矛盾。佛洛伊德在《受虐狂的經濟問題》一文中提到，最一開始的欲動斷念是來自於外部力量的強制，有了慾動斷念後才產生出倫理性，並以良心的方式表現出來，再而繼續追求欲動的斷念[71]。柄谷認為，佛洛伊德上述的理論說明了第9條因GHQ此一「外部力量」的強制而誕生之物深深定著於日本人的潛意識之中的過程[72]。首先有外部的力量切斷了戰爭的欲望（攻擊性），然後才產生出良心（超我），而這個良心（超我）則自發性地希求對於戰爭的斷念[73]。第9條是在成立「之後」才被日本人自發性地選擇，柄谷進而指出，如果是「一開始」就是自發性地選擇[74]的話，應該早就被廢棄了[75]。
第9條就是日本人的集體超我，就是「文化」。文化是在潛移默化中對於社會中的每個人發生影響，因此，它可以超越世代[76]。
如同前文所述的，第9條與其說是麥克阿瑟，不如說是幣原的「理想」[77]。麥克阿瑟雖然贊同幣原的理想，但麥克阿瑟最大的意圖是維護天皇制的存續[78]。對於麥克阿瑟來說，第9條真正的目的是用來維護天皇制的，麥克阿瑟將第9條做為說服其他不贊成天皇制、想要追究昭和天皇戰爭責任的同盟國其他成員國以及美國國內的其他聲音的必要條件[79]。而在韓戰爆發之後，麥克阿瑟「反悔」了，他請求日本政府再次組織軍隊出兵朝鮮，由此可知麥克阿瑟並沒有那麼堅持第9條的理念[80]。
雖然美國要求日本修憲進行再軍備化，但如同前文所述的，日本政府拒絕了修憲的要求，而以憲法解釋的方式合理化其再軍備化。當時吉田茂之所以反對再軍備化，是因為他知道當時的「民意（public opinion）」[81]。吉田在斷定「再軍備乃愚蠢至極」的理由中舉出了「國民思想的實情」、「戰敗的傷痕」這些「（國民）心理的基礎」，而這是可以藉由民意調查得知的[82]。
在個人的場合，我們可以透過基於精神分析方法的對話與潛意識連接，而雖然無法以這個方式探究集體潛意識，但是可以基於民意調查來考察[83]。民意調查是美國為了預測總統大選的結果而發展出來的方法，日本最早的民意調查在1948年由朝日新聞社所進行[84]。柄谷認為，如果要更加準確地藉由民意調查去看出集體潛意識的話，除了要貫徹隨機抽樣（random sampling）之外，在問的問題上也必須足夠特定。如在第9條的場合，不能只問「您是否贊成修憲？」，而是要問「您是否贊成廢除第9條？」，因為詢問的對象是「潛意識」而是「意識」[85]。
知道「民意」為何的吉田知道倘若其否定了第9條，則隨之而來的就是吉田內閣乃至整個自由黨的毀滅，甚至可能會引發革命騷動[86]。不過，柄谷並不認為吉田有意識到第9條有如此深根於日本之中[87]，吉田與保守黨人並沒有放棄修憲，他們認為只要日本經濟復興了，民意應該就會隨之改變，而居時就是成功修憲之時，然後，這七十年保守黨人持續抱持這個沒有實現的「期待」[88][89]。
雖然因為投票率低、投票人的居住地與年齡分布不均衡、爭點曖昧等因素，柄谷認為國會議員的選舉無法做為集體潛意識的民意的表徵[90]。不過，即使修憲派贏得了國會選舉，倘若其要實現修憲的願望還是必須透過全民公投複決[91]。雖然公民投票有可能被操作，而有無法準確反映民意之可能[92]，但柄谷認為如果投票率夠高、爭點夠明確的話，還是可以透過其看到集體潛意識的浮現[93]。即使選舉贏了，但若輸了修憲公投也會帶給政權毀滅性的打擊，居時連解釋改憲都會變得不可行[94]。而當然，在國會大選的時候若以廢棄第9條為唯一的爭點的話，也只會大敗而已[95]。因此政府與自民黨雖然平時會公然提倡廢除第9條，但一到了選舉就絕不會將修改第9條做為爭點[96]。
肆、憲法的先行形態
從上述的說明中，我們知道了柄谷認為呈現出「對於戰爭的潛意識的罪惡感」的第9條深植於日本人的集體潛意識之中，是「文化」的一部分。那麼，這份「潛意識的罪惡感」、這個「文化」又是怎麼來的呢？
一、象徵天皇制與戰爭放棄
如同柄谷指出，日本國憲法第1條「象徵天皇制」與第9條「戰爭放棄」有著緊密的關係。對於麥克阿瑟來說，第9條是說服國際社會不廢除天皇制的道具，而對於同樣以天皇制的存續為首要目標的日本政府而言，「和平主義」的第9條與憲法的人權清單都是可以接受的「犧牲」，也因此日本國憲法有「避雷針憲法」之稱[97]。
然而，在今上天皇明仁陛下即位之後，第1條與第9條的地位逆轉了。明仁天皇在即位式上說道：「我發誓將遵守日本國憲法，以及完成身為日本國及日本國民統合之象徵[98]的義務」。而明仁天皇也（在憲法第1章的限制之下）以實際行動證明了其乃日本國憲法堅定的擁護者[99]。比如說，明仁天皇在2013年的生日記者會上，便說道：「戰後，在同盟國軍的佔領下的日本將和平與民主主義作為應該保護的重要之物，制定了日本國憲法，進行了各式各樣的改革，建立起今天的日本」[100]。而明仁天皇在2016年8月所發表的想要退位之聲明，也被認為其真正的用意在於（在象徵天皇制的限制下）對抗意圖廢棄現行憲法並且取得修憲門檻的安倍政權。換言之，在一開始，第9條是為了保障昭和天皇而存在，然而到了明仁天皇的時代，天皇卻成了第9條的庇護者[101][102]。不過，第9條與第1條具有緊密的關係這一點仍然沒變。柄谷指出，擁護和平主義、批判日本侵略戰爭的明仁天皇意圖藉由繼承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保護皇室[103]。換言之，保護第9條的同時，也保障了第1條[104]。
否定陸軍與海軍、財閥解體、農地改革、推行民主化，GHQ為了根絕「天皇制法西斯主義」而做了各種措施，但是卻留下了天皇制。因為，麥克阿瑟認識到，若要能夠統治日本，就必須借助天皇的「權威」。為了對抗社會主義勢力、統治日本，麥克阿瑟不但支持昭和天皇，更放棄追究其戰爭責任[105]。「借助天皇權威進行統治」這點並非麥克阿瑟的首創，而是千年以來日本的權力者們皆採取的策略[106]，因為在過去的時代曾經擁有政治實權的天皇在失去政治上的權力之後，仍然保有著「權威」[107]。而自藤原氏開始，千年以來日本擁有實際政治權力的人必然會推崇天皇、取得天皇的權威（利用天皇制）而進行統治[108]。比如說，德川幕府為了穩固其支配體制而提倡「尊王」，而幕末的倒幕派也以「天皇親政」、「王政復古」之名[109]打到德川幕府[110]。
另一方面，在德川幕府的時代天皇的存在並沒有那麼廣為人知。西方列強一開始與江戶（東京）的將軍進行外交交涉的時候，並不知道京都存在天皇[111]。而其實不只外國人，當時大半的日本人也不知道天皇的存在[112]。因此，「不是將軍，天皇才是國家的主權者」這個想法其實也不過是黑船來航和尊皇攘夷運動之後才被廣為接受[113]。也因此，柄谷認為從某方面來說在明治維新以前天皇其實一直都是「象徵天皇」[114]。因此，憲法第1條的規定並不是突然出現的「創舉」，雖然它看似是由GHQ所制定之，但其實是過往時代的形態的殘留[115]。
二、先行形態
建築史學者中谷禮仁教授以對於大阪都市的觀察為契機，曾經於建築史的領域提出「先行形態」的概念。雖然規劃當下並不知道地底下古墳的存在，但是大阪的道路計畫卻避開了尚未被發現古墳[116]。換言之，雖然人們並不知道、沒有意識到過去的存在，但卻照著過去進行作業[117]。「被認為是過去存在、現在不存在者事實上仍決定了現在，在這個意義上現在仍然存在」（〈先行形態論〉《セヴェラルネス》）[118]，這就是中谷所稱的「先行形態」，換言之，就是「曾經存在而之後消失，但儘管如此仍然促動著現代的人們」[119]。中谷進而指出「先行形態影響了現代的都市，事實上在潛意識中支撐了都市的變容」、「如果先行形態只是被有意識地繼承的話，在過去之中的都市．都市建築痕跡應該早就被抹去了吧」（〈先行形態論〉《セヴェラルネス》）[120]。
類似的主張在其他領域中也可以發現。比如說佛洛伊德就提出「被壓抑者的回歸」這個主張。佛洛伊德確信被忘卻、被壓抑者一定會以某種方式再度歸來，這也是精神分析的核心原理[121]。
柄谷認為，建築史的先行形態論也可以運用在憲法問題上。柄谷曾經在《做為隱喻的建築》一書中將語言、數學、貨幣做為建築的隱喻進行考察[122]。而如果將憲法比擬為建築，則已可謂是「明喻」了[123]。因為，憲法．Constitution（英）．Verfassung（德）原本的意思是「構成」、「構造」，換言之，「憲法」可以理解成「國家系統的結構」，而在幕府末期、明治初期Constitution在日本也曾經被翻為「國憲」、「國制」、「國體」等語[124]。
如前文所述，中谷認為「如果先行形態只是被有意識地繼承的話，在過去之中的都市．都市建築痕跡應該早就被抹去了吧」，而柄谷則認為這樣的描述對於第9條也是適用的，換言之，第9條是「如果只是被有意識地繼承的話，應該早就被抹去了吧」[125]。那麼，戰後成立的日本國憲法的先行形態到底是什麼呢？
現在的日本國憲法，在形式上是從透過「修改」明治憲法而來的[126]。審議日本國憲法的是在明治憲法之下選舉組成的國會，並且在日本國憲法的上諭中也出現了「按照帝國憲法第七十三條的規定，帝國議會現已表決批准了帝國憲法的修正案」這段話。而且，日本國憲法第1條的規定也顯然是建立在明治憲法第1條之上[127]。但是，日本國憲法和明治憲法真的具有連續性嗎？明治憲法真的是日本國憲法的先行形態嗎？
日本國憲法與明治憲法在原理上有根本性的不同。前者是國民主權，後者是天皇主權。將天皇主權的憲法變更為國民主權的憲法，到底是「修憲」還是「制憲」是憲法學上的一個爭點。在日本憲法學界通說是採「修憲有界限說」的基礎之上，這樣子基礎原理的變更已經超出了憲法的極限，因此日本國憲法實質上是「制定」[128]，而在憲法正當性的論證上則多採取憲法學者宮澤俊義所提出的「八月革命說」[129]。
另外，明治憲法的實踐也是值得注意的一點。元老們當初之所以把天皇拱上主權者的地位，與憲法中國務大臣、樞密顧問與天皇間之關係以及天皇統帥權等設計都是為了讓身為明治政府真正的權力者的元老們能夠繼續維持其統治[130]。而在元老握有政治實權的時代，在主權的爭點上穗積八束等人提倡的「天皇主權說」具有主流地位[131]。可是在元老凋零、虛弱多病的大正天皇在位的年代，在同一套憲法未經變更之下日本的政治傾向了議會民主制，開創了大正民主時代，而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也取代了「天皇主權說」成為了通說[132]。然而軍部勢力抬頭之後開始神格化天皇，「天皇機關說」也被政府視為異端邪說而被查禁[133]。然而，即使在翼贊政治年代，憲法仍然沒有被停止適用。換言之，天皇制法西斯主義也可以說是明治憲法的產物[134]。
雖然明治憲法的天皇主權是為了元老們的政治支配而設計的，但是在法制上集行政、立法、司法各種大權於一身的天皇確實是擁有政治權力，而天皇確實也有實踐過[135]，而不單單僅是做為所謂「實質上的虛位君主」而已，顯然和明確規範天皇僅是「象徵」、僅能進行「（以內閣的助言與承認為必要的）國事行為」的日本國憲法的天皇制截然不同。而至於類似第9條的條文，明治憲法當然沒有。反之，日本在明治憲法之下還成為了向亞洲進行軍事擴張的軍國主義國家。
總而言之，日本國憲法的先行形態顯然並非明治憲法[136]。
三、德川體制與戰後憲法
柄谷認為，明治憲法並非日本國憲法的先行形態，要尋找今日憲法的先行形態，必須將目光放到明治以前。雖然在明治以前的時代日本沒有「憲法」，但是即使沒有做為成文法的「憲法」，國家的體制．Constitution還是存在的。
在對於日本國憲法先行形態的探討上，柄谷將目光投向了德川的體制。從某方面來說，比起明治憲法的時代，德川的體制和戰後憲法的體制有更多相似點。
除了前面說過的「象徵天皇制」的相似點之外，更重要的是，德川體制其實與今日在日本國憲法之下的體制一樣，都是「戰後」的體制。
1333年，不滿權力被架空的後醍醐天皇開始了「建武新政」[137]，建立天皇獨裁政權，然而兩年後就因為足利尊氏的叛亂而結束，日本進入南北朝時代，開啟了日本四百年間的戰亂時代，這四百年間的戰亂則在豐臣秀吉的朝鮮侵略到達了頂點[138]。之後將豐臣秀吉取而代之的德川家康所謀求的是「戰國時代」的完全終結，因而打造出不讓因為王政復古而開始的戰亂再度發生的系統[139]。
戰國時代落幕之後進入了兩百多年的「德川的和平（Pax Tokugawana）」。不過，柄谷認為，在這個情況下不應該只考慮到國內的和平，「和平」應該是要考慮到國家間的關係[140]。而事實上，德川幕府確實也致力於修復因為豐臣的侵略而被破壞的日本與朝鮮之間的關係[141]。而朝鮮王朝背後存在著明帝國，換言之，重視對於朝鮮的關係、與明有交易的德川幕府的外交政策正是以東亞國際秩序的恢復為目的[142]。
柄谷指出，德川的體制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體制有兩個類似點。其一是象徵天皇制。德川終止了從天皇政治活性化的建武新政開始的混亂時代，而其基礎就是德川時代的「尊王」[143]。其二，則是完全的非軍事化。大砲等武器被禁止開發，而武士雖然擁有帶刀的權利，但甚少拔刀的機會，對於德川時代的武士來說，刀只不過是「象徵」[144]。換言之，也就是武士的非戰士化[145]。德川時代的武士雖然表面上還是武士，但事實上變成了非戰士的官僚，因此武士開始學習學問，追隨以儒學為基礎的「士道」[146]。這樣的武士，和鐮倉時代不識字、「殺人強盜是家常便飯」的武士完全不同[147]。而當「士道」變成武士的標準觀念後，也有人提倡「武士道」。但柄谷指出，「武士道」其實只不過是德川時代單純變成官僚的武士為了尋找自己存在的理由所構想出來的觀念[148][149]。在德川時代，不論哪種身分．階級都是超過250年和戰爭無緣的[150]。
綜上所述，柄谷認為憲法第1條與第9條的先行形態不是明治憲法，而是德川的國制[151]。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是回歸到明治以前的時代[152]。
如同前文所提的，第9條的理念可以回溯到康德的《永久和平論》，第9條的前提─在憲法前言中也有出現的─聯合國也是基於康德的理念[153]（即使今天的聯合國並非康德理念的完全實踐）。不過，對日本人來說第9條並非完全是外來的產物[154]，如同前文所提的，「德川的和平」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第9條的先行形態[155]。
德川時代的日本人在列島中度過了250年的和平時光。然而，黑船來航以後，日本人全盤否定了德川體制[156]。否定了身分社會，以文明開化為目標，同時也否定了「德川的和平」，柄谷指出，某種意義上可謂回到了豐臣秀吉或是戰國的時代[157]。之後，1871年施行徵兵制，二十三年後中日甲午戰爭（日清戰爭）爆發[158]。明治維新的三十六年後日本與俄羅斯展開日俄戰爭，再二十餘年之後突入十五年戰爭。最終，在1945年面臨了慘烈的戰敗。明治維新時開始的計畫，在七十七年後曾受了巨大的挫折，甚至遭遇了核子轟炸，在此之後，提倡「（再）軍備」的不再是多數派，也當然會認為絕對不行再進入戰爭[159]。
柄谷指出，敗戰帶給日本人的，是對於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所追求的事物之總體的悔恨[160]。也就是，對於破棄了「德川的和平」之後所邁向之道路的悔恨[161]。柄谷進一步指出，雖然其與從帝國主義戰爭中的攻擊欲動顯現所生之「潛意識的罪惡感」並非同一之物，但是是具有關聯性的[162]。正是因為有「德川的和平」作為基礎，所以二戰之後的「潛意識的罪惡感」才能深深定著[163]。
換言之，柄谷認為，今天日本人對於戰爭的忌諱，不單單只是來自於明治以後戰爭經驗而已，更與「德川的和平」有著緊密連接[164]。如果以佛洛伊德的觀點來觀察的話，德川體制這個「戰後」的「國制．Constitution」就是藉由各種禁止來抑止攻擊欲動的顯露[165]。而明治開國以後的向外擴張，則就是攻擊欲動的顯露，而這個攻擊欲動也隨著敗戰而轉為向內[166]。第9條就是這個過程的結果，同時也代表著回到了「德川的和平」的狀態[167]，而且是一種「高層次的回歸」[168]。
伍、結論
今年五月，日本國憲法就施行滿七十年了。第9條雖然沒有被真正的施行、雖然廢除第9條的聲浪從來沒有少過，但是這七十年來第9條始終存在，沒有從憲法上被抹去。因為，第9條是潛意識層次的事物。
第9條，是做為集體的日本人對於戰爭的「潛意識的罪惡感」的表徵。它所代表的，是日本人對於破棄了「德川的和平」，日本從明治維新到終戰為止所選擇之道路的悔恨。原本在德川時代被抑止的攻擊欲望在明治以後向外顯露，並且隨著戰敗而轉為向內，在外部力量的強制下，形成了否定戰爭的「良心」。最終，日本人自主地選擇了第9條。
第9條無法被消滅，因為它並不是人們有意識地維持的，而是處於潛意識、超我層次的東西。但是，這並不表示第9條並不會被「事實上消滅」。近七十年來，日本政府藉由憲法解釋逐步架空第9條，而以行使集體自衛權（軍事同盟）為目的的安保法制更是讓第9條形骸化。安倍政權想要推動的於憲法中加入緊急事態條項也是為了戰爭而準備，一旦入憲化成功[169]，就可以藉由國家緊急權的發動讓第9條完全失效。因此，柄谷指出，護憲派不需要擔心第9條條文本身消失[170]，護憲派今後的課題不該是現狀的護持，而是第9條的完全施行[171]。
最後，本文想要引用柄谷在《憲法的潛意識》一書後記的話語做為結尾。
「我認為憲法第9條是絕對不會從日本消失的。即使日本因為策動而進入了戰爭，結果也只是取回了第9條而已。雖然，要付出高額的代價。憲法第9條被稱為是非現實的，因此，總是有人強調現實主義的對應是有必要的。但是，最現實主義的做法，就是高舉憲法第9條，並且去實行它。實行第9條，恐怕是日本人唯一能夠做到的具有普遍性且『強力』的行為」[172]。
[1] 原文為：
日本国民は、正義と秩序を基調とする国際平和を誠実に希求し、国権の発動たる戦争と、武 力による威嚇又は武力の行使は、国際紛争を解決する手段としては、永久にこれを放棄する。
前項の目的を達するため、陸海空軍その他の戦力は、これを保持しない。国の交戦権は、これを認めない。
本譯文乃筆者以日本駐華大使館之譯文為基礎稍加修改而成。
[2] 本文中對於「護憲派」與「修憲派」的認定主要是以對於第9條的態度而定之，合先敘明。贊成第9條並不代表其人就認為其他憲法條文也不應該修改。另外，雖然多數贊成修改第9條的人都認為應該藉由廢除第9條讓日本成為擁有軍隊、享有軍事權力的「正常國家」，但並非所有想要修改第9條的人都贊成前述的想法，如伊勢崎賢治等人主張的「新第9條論（新九条論）」或公明黨的「加憲論」即屬之。由於他們的想法應該定位於贊成維持第9條之主張與完全廢棄第9條之主張之間，因此本文所稱的「修憲派」並不包含他們。
[3] 日本自衛隊的官方英文名稱為「Japan Self-Defense Forces」，但「Defense Force」在日文中則會被翻為「国防軍（國防軍）」或「防衛軍」。
[4] 這裡的「憲法解釋」並不是指法院（司法權）透過判決所做成的憲法解釋，而是內閣（行政權）對於憲法之適用所做成的政府見解。
[5] 自衛隊的前身組織「警察預備隊」在1950年成立，之後先於1952年改組為「保安隊」，再於1954年改組為「自衛隊」至今。日本政府於1952年及1954年時都曾經變更過政府（行政權）對於憲法的見解，主張保安隊與自衛隊具有合憲性。
[6] 康德所說的「永久和平」並非單純的「休戰（國家間沒有戰爭）」，而是做為戰爭之原因本身的「國家間敵對性的終結」換言之，就是實質的「揚棄國家」。參閱：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06，2016年4月。
[7] 要注意的是康德並不只是「提倡」而已。康德認為世界「自然」會走向一方面持續、一方面不斷擴大、最終達成廢棄戰爭的聯合（這與黑格爾式的「藉由霸權國家維持世界的和平」之構想是截然不同的）。康德並不寄望由人的善意、理性來達成這個聯合，反之，他認為人類的「非社會的社會性」（攻擊性）將會導致這個聯合的產生。參閱：柄谷行人，林暉鈞譯，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頁265，2015年7月。
[8]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世界史的結構，頁552-553，2013年2月。
[9]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世界史的結構，頁552，2013年2月。
[10] 馬克思也曾經指出社會主義革命若要成功實現，則「世界同時革命」是不可或缺的。柄谷指出，康德提出諸國聯合的構想正是為了讓市民革命成為「世界同時革命」。參閱：柄谷行人，林暉鈞譯，世界史的結構，頁25-27，2013年2月。
[11]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世界史的結構，頁553，2013年2月。
[12]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9，2016年4月。
[13] 日本國憲法徹底否定了軍隊、軍備維持與國家的戰爭權力，並且明文保障了和平生存權。哥斯大黎加憲法雖然規定禁止組成常備軍，但允許為了大陸協定或自國防衛而組織軍隊（實務上則是已經超過六十年未組織軍隊）；巴拿馬法憲法第305條則規定「巴拿馬共和國不保有軍隊。所有國民被要求為守護國家之獨立與國土而拿起武器」。參閱：辻村みよ子，比較のなかの改憲論，頁168-169，2014年1月。
[14] 深瀬忠一，戦争放棄と平和的生存権，頁137，1987年5月。
[15] 深瀬忠一，戦争放棄と平和的生存権，頁137，1987年5月。
[16] 深瀬忠一，戦争放棄と平和的生存権，頁137，1987年5月。
[17] 原本戰後新憲法草案的擬定是由日本政府負責，然而在1946年2月1日每日新聞的獨家報導揭露了其中一個試案，並且抨擊其為「保守、維持現狀」後，各家報紙也對於政府及其招集的制憲委員會採取批判的態度。麥克阿瑟在此之後決定拒絕日本政府案，並且指派民政局長Whitney依據麥克阿瑟三原則（維持天皇制度、戰爭放棄、廢止封建制度與採用英國型預算制度）開始祕密進行憲法草案的草擬工作，此一憲法草案後來成為今日日本國憲法之基礎。GHQ民政局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構成員幾乎都是法律專家或是知識分子，除了各國憲法之外，起草委員會也參考了由憲法學者鈴木安藏等民間人士所組成的憲法研究會所提出的憲法草案。
參閱：毎日新聞記事「憲法問題調査委員会試案」 1946年2月1日 | 日本国憲法の誕生，http://www.ndl.go.jp/constitution/shiryo/03/070shoshi.html，瀏覽日期2016年12月30日；本秀紀編，憲法講義，頁48，2015年4月，初版；辻村みよ子，憲法，頁30，2012年3月，4版；辻村みよ子，比較のなかの改憲論――日本国憲法の位置，頁88-97，2014年1月。
[18] 深瀬忠一，戦争放棄と平和的生存権，頁138，1987年5月。
[19] 深瀬忠一，戦争放棄と平和的生存権，頁137，1987年5月。
[20] 深瀬忠一，戦争放棄と平和的生存権，頁138，1987年5月。與之對照，西德基本法從一開始就沒有明確的禁止軍備之規定。
[21] 辻村みよ子，比較のなかの改憲論――日本国憲法の位置，頁100-101，2014年1月。
[22] 辻村みよ子，比較のなかの改憲論――日本国憲法の位置，頁102，2014年1月。
[23] 深瀬忠一，戦争放棄と平和的生存権，頁293，1987年5月。
[24]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1，2016年4月；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90，2016年4月。
[25] 轉引自：憲法便り＃９６２：吉田茂首相特集（第七回） 「私は何故再軍備に反対か」 : 岩田行雄の憲法便り・日刊憲法新聞，http://kenpouq.exblog.jp/24070302/，瀏覽日期：2017年3月7日。
[26] 本說認為雖然第9條第1項並沒有放棄自衛戰爭和制裁戰爭等，但因為第2項的不保持戰力與否認交戰權，結論上放棄了包含自衛戰爭和制裁戰爭在內的所有戰爭。學界另有有力說採取「第9條第1項全面放棄」說，雖論理有不同，但結論上多數說與有力說無太大區別。參閱：辻村みよ子，憲法，頁78-80，2012年3月，4版。
[27] 對於「戰力」的解釋，學界通說與憲法制定當時的政府見解都採「超警察力說」，即認為警察力與戰力可以依目的與實體加以區別，超越警察力的、以遂行戰爭為目的與具有遂行戰爭機能的組織即為「戰力」。然而日本政府自1954年開始改採「超自衛力說」至今，認為超越「為了自衛的必要最小限度之實力」的實力才是「戰力」。學者辻村みよ子批評，儘管憲法已明示禁止「戰力」，但卻在憲法解釋中使用「自衛力」這個非憲法所明示的新概念此一作法可能會導致所有憲法條文都可以透過解釋而變更條文明示之趣旨，故有失去立憲主義之意義的危險。參閱：辻村みよ子，憲法，頁77-81，2012年3月，4版。
[28] 政府認為自衛隊因為是「為了自衛的最小限度實力之保持」所以不違憲，然而許多學者卻並不抱持此看法。如朝日新聞於2015年向憲法學者所做的調查中便顯示122名受訪的學者中有50人認為自衛隊違憲，另有27人認為自衛隊可能違憲。參閱：安保法案学者アンケートに関するトピックス：朝日新聞デジタル，http://goo.gl/04lIFa，瀏覽日期2017年1月1日。
[29] 本秀紀編，憲法講義，頁89，2015年4月。
[30] 本秀紀，軍事法制の展開と憲法９条２項の現在的意義，載：集団的自衛権行使容認とその先にあるもの，頁32，2015年4月。
[31] 關於第9條與自衛權之關係此一爭點，日本政府在1954年後放棄「自衛權放棄說」改採以保留自衛權為前提的「自衛力肯定說」，肯認為了自衛的自衛力行使，亦是為了合憲自衛隊所做出的解釋。學界通說「非武裝自衛權說」雖然亦認為在憲法之下日本國沒有放棄自衛權，但在第9條第2項放棄武力的結果之下只剩下「不以武力為之的自衛權」，故實質上與「自衛權放棄說」無太大之差異（皆無以自衛權行使而戰爭之危險）。值得注意的是，「非武裝自衛權說」對於自衛權的看法與國際法上「自衛權與軍事力行使不可分」此一傳統用法（「自衛權放棄說」即是以此一脈絡為前提）並不相同，而是採適合日本國憲法的新的（不使用軍事力的）「自衛權」之構想。
參閱：辻村みよ子，憲法，頁93-94，2012年3月，4版；本秀紀編，憲法講義，頁101，2015年4月，初版。
[32] 本秀紀，軍事法制の展開と憲法９条２項の現在的意義，載：集団的自衛権行使容認とその先にあるもの，頁33，2015年4月。
[33] 朝日新聞於2015年向122位憲法學者所做調查顯示，共有104位學者認為以行使集體自衛權為目的的安全保障關聯法案乃違憲，另有15人認為有違憲之可能，僅有2名學者認為沒有違反憲法。而對於改變憲法解釋使集體自衛權之行使可能化的2014年7月1日之閣議決定，則更有116位學者認為其非妥當，無人認為妥當。參閱：安保法案学者アンケートに関するトピックス：朝日新聞デジタル，http://goo.gl/04lIFa，瀏覽日期2017年3月7日。
[34]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2，2016年4月。
[35]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2016年4月。
[36] 然而要注意的是，在審議憲法的國會中，共產黨是反對第9條的，反之執政的自由黨（自由民主黨前身）黨首、時任總理的吉田茂則是擁護第9條。和現在左翼、進步主義者擁護第9條，保守派反對第9條的現狀相反。
[37]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2016年4月。
[38]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2016年4月。
[39]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5，2016年4月。
[40]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5，2016年4月。
[41]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8，2016年4月。
[42]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8，2016年4月。
[43]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8，2016年4月。
[44]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4，2016年4月。
[45]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2，2016年4月。
[46]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3，2016年4月。
[47]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3，2016年4月。
[48]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4，2016年4月。
[49]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4-15，2016年4月。
[50]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5，2016年4月。
[51] 本書有中譯為《文明即其不滿》。中山原翻譯、光文社出版的日譯本譯為《文化への不満（對於文化的不滿）》，岩波書店出版的佛洛伊德全集則譯為《文化の中の居心地悪さ（文化之中的不滿）》。英譯版標題則為《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52]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5，2016年4月。
[53]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5，2016年4月。
[54]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5，2016年4月。
[55]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5，2016年4月。
[56]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6，2016年4月。
[57]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6，2016年4月。
[58] 轉引自：超自我と文化＝文明化の問題 -柄谷行人公式ウェブサイト，http://www.kojinkaratani.com/jp/essay/sakabe.html，瀏覽日期：2017年3月7日。
[59]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6，2016年4月。
[60]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7，2016年4月。
[61]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7，2016年4月。
[62]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7，2016年4月。
[63]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7，2016年4月。
[64]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8，2016年4月。
[65]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8，2016年4月。
[66]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9，2016年4月。
[67]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89，2016年4月。
[68]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9，2016年4月。
[69]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9，2016年4月。
[70] 戰後至今，在日本人一直有包含具有影響力之人物在內的聲音要求制訂「自主憲法」，而其中不少人的願望就是恢復「日人自己制定的」明治憲法。然而，柄谷指出了「自發性」、「自主憲法」說法裡的盲點。當初日本會制訂明治憲法其實也是因為迫於外部力量的「強制」，當時制定憲法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藉由成為擁有（具有立憲主義外觀的）憲法的「文明國家」，讓強迫日本接受「世界」的西方國家承認日本也是近代國家、破除不平等條約。明治憲法的目的是為了告訴世界日本是符合「西歐標準」的國家，如明治憲法第1條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大日本帝國ハ萬世一系ノ天皇之ヲ統治ス）」，然而一開始的草案其實並不是用具有「支配」意思的「統治する」，而是使用不具有「支配」的意義、符合天皇祭祀角色的「しらす」，然而後者難以翻成外文，因此改用合乎西歐近代概念的「統治」。總之，會有「自主」的明治憲法也是因為先有來自外部的「強制」。
除此之外，明治憲法雖然被某些人稱為「自主憲法」，但它根本就沒有經過國民的同意。真正制定明治憲法的是當時支配明治政府的元老，憲法草案提出之後也是經由樞密院審議後公布。而當時日本民間雖然有推出私擬憲法草案的自由民權運動，明治憲法的制訂也與自由民權運動對於政府的壓力有關，但自由民權運動各種私擬憲法草案的許多想法都沒有被明治政府採納。反之，日本國憲法的審議是經由首次承認女性投票權的普選所產生的國會進行審議，而且在憲法草案的制定階段就參照了當時由民間學者等人所組成的憲法研究會所提出的憲法草案（該憲法草案繼承了自由民權運動的結果）。參閱：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92，2016年4月；本秀紀編，憲法講義，頁41，2015年4月；樋口陽一、小林節，「憲法改正の真実」，頁57-58，2016年3月；辻村みよ子，比較のなかの改憲論――日本国憲法の位置，頁14-15，2014年1月。
[71]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9，2016年4月。
[72]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20，2016年4月。
[73]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20，2016年4月。
[74] 筆者認為這個假設本身亦即難成立。即使幣原有想要進一步實現戰爭非合法化的理想，即使戰爭結束當時的日本人普遍厭戰、反戰，但日本政府側所做成的憲法草案也沒有類似第9條的條文。國家放棄軍事主權就等於是國家的揚棄，殊難想像有國家會願意揚棄自己，縱使擔任總理大臣的人有這樣的想法也沒有用。如果沒有外力干涉（如市民革命、佔領國的指令等），國家不會做出否定自己的行為。而且，雖非全部，但當時擬定GHQ版憲法草案的知識份子們寫入日本憲法草案的條文正是他們想要寫進自國憲法的內容，不只第9條，人權清單中的條文也是明證。
[75]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90，2016年4月。
[76]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20，2016年4月。
[77]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25，2016年4月。
[78] 麥克阿瑟認為佔領要能成功就必須繼續維持天皇制，而且也不該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
[79]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25，2016年4月。
[80]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26，2016年4月。
[81]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1，2016年4月。
[82]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1，2016年4月。
[83]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29，2016年4月。
[84]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0，2016年4月。
[85]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3，2016年4月。
[86]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1，2016年4月。
[87]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1，2016年4月。
[88]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2，2016年4月。
[89] 以每日新聞在2016年進行的民意調查為例，雖然「您認為是否應該進行修憲」這個議題上支持與反對者各佔全體受訪者的42%，但是在修改第9條的問題上，有52%認為不應該修改，僅有27%認為應該修改之。參閱：世論調査：憲法９条、改正反対５２％ 「憲法改正」は拮抗 - 毎日新聞，http://mainichi.jp/articles/20160503/k00/00e/010/121000c，瀏覽日期：2017年3月8日。
[90]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2，2016年4月。
[92]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2，2016年4月。
[93]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2，2016年4月。
[94]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2，2016年4月。
[95]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2，2016年4月。
[96]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3，2016年4月。
[97] 辻村みよ子，比較のなかの改憲論――日本国憲法の位置，頁94，2014年1月。
[98] 日本國憲法第1條：「天皇是日本國之象徵，亦是日本國民統合之象徵，且其地位乃基於主權所在的日本國民的總意（天皇は、日本国の象徴であり日本国民統合の象徴であつて、この地位は、主権の存する日本国民の総意に基く）」。
有別於採取「天皇主權」而將天皇置於主權者之地位的明治憲法，日本國憲法的天皇僅是「象徵」，主權者乃國民。
[99]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39，2016年4月。
[100] 天皇陛下お誕生日に際し（平成25年） - 宮内庁，http://www.kunaicho.go.jp/okotoba/01/kaiken/kaiken-h25e.html，瀏覽日期：2017年3月8日。
[101]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1，2016年4月。
[102] 尤其是時代進入平成以後，第9條阻止日本海外軍事力投射、走向帝國主義的作用比起昭和時代更顯重要。
[103]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1，2016年4月。
[104]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1，2016年4月。
[105]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頁333，2015年7月。
[106]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2，2016年4月。
[107]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2，2016年4月。
[108]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2，2016年4月。
[109] 雖然外觀上是天皇親政，不過實際控制明治政府的其實藩閥（薩摩藩、長州藩等特定有力藩出身的人所組成的統治集團，他們幾乎獨佔了政府與軍隊的要職）。
[110]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3，2016年4月。
[111]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4，2016年4月。
[112]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4，2016年4月。
[113]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4，2016年4月。
[114]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4，2016年4月。
[115]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4，2016年4月。
[116]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4，2016年4月。
[117]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6，2016年4月。
[118] 轉引自：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6，2016年4月。
[119]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8，2016年4月。
[120] 轉引自：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6，2016年4月。
[121]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7，2016年4月。
[122]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8，2016年4月。
[123]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8，2016年4月。
[124]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8，2016年4月；本秀紀編，憲法講義，頁8，2015年4月，初版。
[125]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9，2016年4月。
[126] 本秀紀編，憲法講義，頁51，2015年4月，初版。
[127]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49，2016年4月。
[128] 本秀紀編，憲法講義，頁52，2015年4月，初版。
[129] 辻村みよ子，憲法，頁37，2012年3月，4版。
[130]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57-58，2016年4月。
[131]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58，2016年4月。
[132]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58，2016年4月。
[133] 當時的岡田內閣公開定調天皇機關說是異端。之後，美濃部的著作被禁止出版，美濃部本人也被依有犯不敬罪之嫌而被調查。之後雖然緩起訴，但美濃部卻遭到右翼暴漢刺殺而身受重傷。
[134]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60，2016年4月。
[136]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60，2016年4月。
[137] 「建武新政」雖然打的是「王政復古」的口號，但其實並非真的要回到律令制以前的古代日本天皇與政治之間的關係，而是要打造出集權的官僚制國家。參閱：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66，2016年4月。
[138]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69，2016年4月。
[139]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68，2016年4月。
[140]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68，2016年4月。
[141]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0，2016年4月。
[142]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0，2016年4月。
[143]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1，2016年4月。
[144]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1，2016年4月。
[145]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2，2016年4月。
[146]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頁329，2015年7月。
[147]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頁329，2015年7月。
[148]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頁329-330，2015年7月。
[149] 明治維新之後倡導武士道是為了推行徵兵制。在德川的時代，不是武士的階級出身的人不會成為武士，也當然不會接受武士道。明治維新以後，為了要徵招不是舊武士階級出身的國民也成為士兵，因此武士道才被倡導。參閱：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5，2016年4月。
[150]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7，2016年4月。
[151]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2，2016年4月。
[152]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3，2016年4月。
[153]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3，2016年4月。
[154] 西方的和平論思想在自由民權運動時被引入日本，比如說小野梓曾經提倡世界大合眾政府，自由民權運動的重要理論家植木枝盛也曾構想過為廢止戰爭的「萬國共議政府」、「宇內無上憲法」。中村兆民曾在《三醉人經綸問答》（1887）中介紹了聖皮埃爾、盧梭、康德的和平論。北村透谷則從1890年代開始了和平運動。參閱：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84-89，2016年4月；深瀬忠一，戦争放棄と平和的生存権，頁94-95，1987年5月。
[155]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3，2016年4月。
[156]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3，2016年4月。
[157]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3，2016年4月。
[158] 甲午戰爭之時日本也開始了反戰運動。參閱：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6，2016年4月。
[159]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7-78，2016年4月。
[160]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4，2016年4月。
[161]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4，2016年4月。
[162]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4，2016年4月。
[163]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4-75，2016年4月。
[164]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8，2016年4月。
[165]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8，2016年4月。
[166]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9，2016年4月。
[167]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79，2016年4月。
[168]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95，2016年4月。
[169] 藉由憲法上緊急事態條項的創設與否，可以使在國會大選或修憲複決公投中模糊化爭點，讓（事實上是重要目標之一的）第9條的爭點變得不明確化。以朝日新聞在2016年5月所發表的民調為例，有68%的受訪者認為不應該修改第9條，僅有27%的受訪者贊成修改第9條。而同一調查中則有52%的受訪者反對將緊急事態條項入憲化，33%的受訪者則贊成之。雖然反對修憲新增緊急事態條項的受訪者仍占多數，但其也顯示了日本人對於緊急事態條項入憲化的接受度比修改第9條來的高。參閱：改憲不要５５％、必要３７％ 朝日新聞世論調査：朝日新聞デジタル，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J4L3W9ZJ4LUZPS001.html，瀏覽日期：2017年3月9日。
[170]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97，2016年4月。
[171]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98，2016年4月。
[172] 柄谷行人，憲法の無意識，頁198，2016年4月。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