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誌2017-05-23 18:48

【速報】「平成的治安維持法」共謀罪法案在眾議院院會通過！

今天下午，日本眾議院院會進行了「共謀罪」法案的審理，雖然在野的民進、共產、社民、自由四黨仍然持續進行反對，但在執政的自民黨與公明黨加上贊成該法案的維新的數量優勢之下，仍然一如大家事前所預期地以多數決的方式在院會通過。

之後，該法案會進入參議院進行審查。但是執政黨在參議院仍然佔有多數，再加上日本是採眾議院優位原則，因此在執政的安倍政權強硬的態度下，可以預見共謀罪法案應該毫無疑問會在今年內成立。

雖然中文圈媒體似乎沒有什麼報導（至少比起安保法案的時候小很多），但是最近在日本，共謀罪法案審理的話題其實吵得沸沸揚揚，尤其是前幾天才以強行通過的方式出委員會。

共謀罪法案成立以後，可以對於（複數人）共同計畫與準備犯罪者在前階段就進行懲罰，換言之，就是大幅增加預備犯乃至陰謀犯的入罪化。

刑法的犯罪理論上，可以根據犯罪行為的發展．危險性的遞增大致可以區分為：決意／陰謀（陰謀：兩人以上相互具有犯罪意念的合致約定）→預備（指行為人為實現某一犯罪行為的決意而從試的準備行為，以便積極創設犯罪實現的條件或排除、降低犯罪實現的障礙）→未遂（預備與未遂／既遂的區別點：著手）→既遂。

刑法原則上處罰既遂犯，對於比較危險的犯罪則會處罰未遂犯（法條中會寫「未遂罰之」）。而預備犯與陰謀犯因對於法益之危害仍然很小，所以原則上不處罰的。（理論上，）只有相當危險的犯罪＝為保護某些重大法益為目的時，比如說殺人罪，才會處罰預備犯。對於陰謀犯的處罰則更為少見（如直接對於國家進行挑戰的外患罪與內亂罪）。

另外，除了危險性很小之外，因為預備行為常與日常行為甚難區分（比如說為了殺人而去鍛鍊身體，只在鍛鍊身體的階段時，檢察官與警察要如何知道其乃殺人的預備行為而非只是強健體魄呢？），因此對於預備犯的入罪化與隨之而來的偵查與處罰確實一不小心就會有侵害人權的危險。至於對於陰謀犯的處罰，更有處罰思想的危險。

不過，近年在恐怖主義刑法的潮流下，包括大陸法系宗主國德國在內，確實世界各國都有「刑罰前置化」的傾向，也就是對於原本不罰的預備犯乃至陰謀犯進行懲罰，希望在星火之時就撲滅恐怖攻擊。這當然是很有爭議的作法，違反了現代刑法的基本原則。擴大了國家機關發動犯罪偵查與刑罰權的權力，相對的就是市民的各種自由都受到進一步的箝制。而且「刑罰前置化」到底對於解決恐怖主義問題有多少功效，恐怕還是一大疑問。

雖然「刑罰前置化」是世界趨勢，但是日本這一次的共謀罪法案可是一口氣針對277個犯罪進行刑罰前置化！是277個，不是27個喔！

雖然已經從原本的676個對象犯罪刪到現在的277個，但其中還是有很多根本和組織犯罪、恐怖行為扯不上邊的東西，比如說侵害著作權也被納入共謀罪法案的對象。換言之，依據該法案，比如說有社團打算要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使用他人的照片做為自己的海報，即使在海報尚未印出來之前就意識到這是侵害著作權的行為而決定終止，仍然可以被刑法所處罰。

而且，為了取締共謀罪，偵查機關（國家）的強制處分．搜查權限想必也會隨之擴大。比如說，為了取締共謀行為，可以預見將會有立法擴充偵查機關對於電話、SNS等的竊聽權限，甚而可能因此形成監視社會。換言之，共謀罪法案本身就對於人權有相當的侵害了，該隨共謀罪法案成立而來的授權規定，也將會對於市民的權利有更多的侵害。

雖然日本政府老愛強調「共謀罪法案對於一般人毫無影響」，但是很多人早已指出，該共謀罪法案真正的目的是要取締市民團體、打壓反政權的力量。在沖繩從事和平運動的山城博治在去年的反邊野古新基地建設活動中因為坐在地上阻礙美軍基地工程車的交通，而被警察以有觸犯威力業務妨礙罪之嫌而被逮捕，被羈押了五個月才出來。共謀罪法案成立之後，要以國家權力打擊這些運動當然更容易了－－光是在FB上約好要去基地前面抗議，就有可能因此而被警察帶走。當然，法院最後會做審判，但是對於市民團體做初步認定與偵查的，可是警察、檢察官這些偵查機關。即使法院最後判無罪（也請別忘了日本刑事有罪率非常地高），又如何呢？偵查機關的「犯罪」偵查與追訴－連起訴都不用－就足以達成相當大的威嚇效果了。

抗議共謀罪法案的，不只是日本國內的法律人和市民團體等而已。聯合國隱私權相關的特別報告者Joseph Cannataci（ジョセフ・ケナタッチ）教授日前就向日本政府表示說該法案對於有造成對於隱私權與表現自由過度侵害的可能，然而安倍政權卻對此斥之以鼻。對此，Cannataci教授表示日本政府的抗議只有憤怒，沒有任何實質內容。

共謀罪法案被許多人稱為「平成的治安維持法」。取締思想（甚至可處死刑與無期徒刑，因而有「思想的外患．內亂罪」之稱）的治安維持法是相當惡名昭彰的法律，從其被稱為「稀世惡法」（稀代の悪法）就可見一班。該法成立於1925年，後經幾次修改，最後在戰後被廢除。

宛如惡趣味地，日本政府當年在推行治安維持法時，也曾說過「一般人非本法之對象」。一開始，治安維持法取締的對象是共產黨等非法左翼政黨。然而之後，隨著1928年修法與解釋論上的擴大，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工會、群眾運動，甚至連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擁有國會議員的政黨－也被納入取締範圍。在1941年時，又進行了一次修法，更加擴大了處罰的對象，藉由取締反戰人士以建立「高度國防國家體制」。一開始，治安維持法只是針對共產黨而來，然而之後，雖著修法與包含法院在內的法解釋擴大，新興宗教、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反戰運動、無政府主義、民族獨立運動等等所有被認定為「非日本」的人全部變成了被取締的對象。

值得稍加注意的是，治安維持法的誕生並不是軍部獨裁政治的產物，而是政黨政治的結果。不論是立法還是後來的修法，當時的帝國議會幾乎都一致贊成，而隨著治安維持法日漸強化，反對該法的人也從帝國議會中消失了。而原本反對治安維持法的律師會，在1941年修法時也改為贊成的立場。讓治安維持法誕生的是帝國議會，而藉由解釋論讓治安維持法「發揚光大」的則是大審院（相當於今天的最高法院），刑法學者內田博文教授指出，不論是治安維持法的「誕生」還是之後的「養育」，法律人在其中都佔據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2013年底，危害新聞自由的《特定秘密保護法》通過。2015年，「戰爭法案」安全保障關聯法制成立，翠年開始施行。然後，2017年，共謀罪法案。接著，恐怕就是修憲了吧。

安倍政權打算在2018年底讓今上天皇退位。或許，這不僅僅只是平成的終結而已。或許，對後人來說，「現在」正是日本一個時代的結束。

套用《周刊金曜日》一篇對談的標題，

「戰後民主主義的終焉，然後邁向人被侮辱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