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外語翻譯工作，是隨著佛教的傳入而出現的。東漢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西域名僧安世高在洛陽翻譯了我國第一部譯著《安般守圖經》後，佛經的翻譯事業逐漸發展，晉代已設置譯場，集中翻譯人員，有組織地進行佛經翻譯工作。到了隋代，長安有了數百名翻譯人員的佛經翻譯中心，而且有十分細緻的分工。如精通漢、梵語文和透徹理解經典教義、能解決翻譯上一切疑難的譯場負責人『譯王』；負責把梵文譯成漢語的『譯語』；紀錄譯文的『筆授』；對譯文進行潤色加工，使之文筆流暢的『潤文』和審校譯文，糾錯正訛的『證義』等。但當時的譯文，不是側重意譯就是講求直譯，不是損害了原著就是使譯文成為梵化了的漢文。
直到唐代貞觀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之後，佛經翻譯家玄奘才開創了融直譯和意譯為一體，既不損害原著本意，又便於讀者了解的『精嚴凝重』的翻譯文體，進入被後人稱為佛經翻譯史上的『新譯』時期。玄奘一生致力於佛經的翻譯工作，譯出了他出訪印度時帶回的佛經七十四部，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還是我國第一個把中文著作譯成梵文的人，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除佛經翻譯外，為了適應翻譯工作的需要和梵文教育，隋唐還出現了專門講述梵文音韻，解釋辭義的『字書』。如《隋唐經籍志》中著錄的《婆羅門書》、《扶南胡書》和唐代的《悉曇字記》等。到了明代，編撰刊行了一套收錄梵語、阿拉伯語等基本詞彙，每個詞用漢語標音的外語辭典《華夷譯語》。同時，在明代還翻譯了一些西方的科技著作，如著名科學家徐光啟和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合作，由拉丁文本翻譯成中文的《幾何原本》，以及李之藻和利瑪竇合譯的《同文算指》、《渾蓋通憲圖說》等。
我國最早的外語學校，是成立於清代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的『同文館』。它培養出嚴復、汪鳳藻等一批翻譯人才，還編譯了一些外語辭典和外語文法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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