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專欄（接續上一章，開始介紹遊牧民的精神世界）
若要理解歐亞草原的遊牧民（突厥）精神世界，就不可忽視「石人」的存在。石人看起來像是豎立在草原上的石頭，不過上面刻有人的形貌，這是它最大特徵。石人不只有眼鼻，還穿有衣襟的服裝。就好比蒙古高原西北部阿爾泰山東麓的石人，據考古學者林俊雄先生說，石人服裝屬於栗特風格，石人綁有皮帶，左手拿著象徵遊牧民的小刀，右手則可以看見像是玻璃制的精細酒品
那麼，這個石人到底是誰？林俊雄先生在著作《歐亞的石人》，作了以下敘述：
關於考古學資料中的石人究竟做何解釋，這個問題從以前到現在，一直有兩種相互對立的說法。其一是，將死者生前殺死的敵人以石人來表現；根據這種說法，從石人往東方延伸的石列也代表被殺的敵人，所以石人與石列中的立石意義是一樣的。另一種說法認為，石人就是代表死者本人。
作為前提的根據，林俊雄參考了《周書》的記述。《周書》寫道，當遊牧民族戰士的喪禮結束之後，會在墓地豎立石頭，至於石頭的數量，則是他的殺敵數。
後者的根據則是《隋書》。上面寫得是「對死者的肖像加以描繪」，稍微擴大解釋，石像也能包含在內。
既然埋葬的是突厥戰士，那麼假使前者解釋適用，則石像為何只有一尊，這就讓人很想不透了。畢竟一名戰士在生涯當中，打倒的敵人應該很多才對，那麼為何不豎立好幾座石人？更進一步說，石人手上既然有酒杯，那就可以毫無疑問可以把它想成是「即使到了另一個世界，也可以暢飲馬奶酒」的意涵。故此，照作者楊海英的解釋，石像應該是代表被埋葬的人物。
不過，在石人的附近，有著被稱為Barubaru的石柱，並排在一條直線上。也有學者認為，這些Barubaru或許是《周書》所說對應生前殺敵數量的石頭。
關於石人是被埋葬者的依據，在《周書》中還有一處可以作為佐證，那就是憑弔死者的方式。當追悼死者之際，人們會在帳蓬周圍繞馬七圈，每當通過帳蓬入口前時，就會拿刀割傷自己的臉、一邊哭泣──這跟斯基泰人表現哀悼的方式相同。
果然，遊牧民的傳統喪葬儀式，乃是東西一致，一路相傳到突厥時代的。
傳說，突厥是發祥於「於都斤之地」。《北史．突厥傳》也有「可汁恆處於都斤山」的記載。因此日本的東洋學者從以前開始，就一直為了確定於都斤山的位置絞盡腦汁。
一九九一年冬季的某一天，作者回到故鄉鄂爾多斯進行人類學調查，當晚寄宿在某位長老的家裡。到了深夜時分，那位長老開玩笑說：「日本研究者都不懂女性的陰部嗎？」
「你說什麼？」作者相當驚訝，立刻詢問長老話中含意。只見長老拿出一本《內蒙古社會科學》雜誌的蒙古語版給我看—草原的畜牧民也熱愛學術雜誌的。長老閱讀的這份期刊上，剛好有某位日本東洋史學者所寫的〈於都斤山在哪裡〉的論文譯本。
「於都斤」在蒙古語的語源中，意思是「女性的陰部」，同時也有「大地母神、母親般的大地」之意。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偉大學者、曾經用十幾國語言發表的研究成果的仁清，在他所編輯的薩滿教文本中，頻繁出現「大地母神於都斤」和「宛如神聖母親般的火於都斤」這樣頌詞。因為古突厥民也有信奉薩滿教的時代，所以會有人類誕生自「大地母神」的理念，也不足為奇。
「匈奴也好，突厥也好，蒙古也罷，人類不都是從於都斤生出來的嗎？」長老對我這樣說道。不知道在東洋史研究上活用人類學知識的日本大學者，他的努力和失敗，讓草原長老在遺憾之餘，也感到相當不可思議。
根據近年的研究者解釋，這處被突厥人比喻為「於都斤之地」之地的所在，或許就在蒙古高原中央、杭特山地中的某處。杭特山地在蒙古高原、甚至是整個歐亞，都是最富饒的地區，它是連結歐亞東西方的「草原臍帶」，也在遊牧史上有著「遊牧中原」的稱號，由此可知此地的重要性。
眾所周知，中原乃是被古代支那視為「中興之地」的場所，也是被定義成「天下中心」。但是真要比較起來，杭愛山地及其周邊地區，自匈奴時代以來就是遊牧民設置帝都的所在地，這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除此之外，突厥人還有自己祖先是狼的傳說。從蒙古系的民族也就認為自己是「蒼狼子孫」這點來看，以狼為祖先的神話，在兩族之間可說是共通的。神話是人類原初思考的結果（李維史陀《神話與意義》）；同樣以遊牧為生，那麼蒙古與突厥，便可說是同文同種的民族。
「天為父，於都斤為母。」
共同享有這種觀念的突厥系與蒙古系遊牧民，都視位在蒙古高原西部、堪稱中央歐亞背脊的天山為聖山。「天山」，在突厥與蒙古語中分別稱作「Tengri Tau」「Tengger Aghula」。「Tengri」是「天」，「Tau」「Aghula」則是「山」的意思。故此，「天山」這個中國語彙，乃是古代支那人直譯遊牧民所用的語彙而來。
聽到「天山」兩字，或許會想像成險峻奇拔的山峰，但其實它幾乎可算是「高原」。
在內蒙古自治區東部、呼倫貝爾市的大興安嶺，有一條名為「Gegen Gol」(根河)的河。在根河沿岸的斷崖絕壁間，有一處名為「Gashun Augi」的洞窟，中國話稱為「嘎仙洞」。當地的蒙古人這樣說「Gashun Augi」就是「在洞裡面有苦泉湧出」之意。中國考古學者在一九八零年時，於這座嘎仙洞發現了刻文，震驚了世界。這篇刻文的內容，是北魏帝明確闡述自己從拓跋鮮卑以來的源流。歐洲史家杉山正明先生，對此有以下論述（杉山正明《疾馳的草原征服者》）：「說到底，唐代本來就是延續自拓跋、北魏的系譜。代國、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這一連串的政權，全都是屬於鮮卑拓跋氏的系統。故此我認為，以「拓跋國家」之明來總覽之，才是最接近歷史的看法。西方人稱拓跋國家為「Tabgac」……故此，唐乃是非漢族出身的「中華王朝」，而作為其源流的拓跋氏，正如前面故事所述，乃是發源於嘎仙洞。」
突厥也不把唐看成支那人的王朝，而是將他們當成以嘎仙洞為源流的拓跋鮮卑人來理解。就算是在唐的羈糜、從屬於唐的時候，突厥也不稱唐帝為支那「皇帝」，而是按照草原的成規，稱為「Tangri Kagan」（天可汗）。
突厥人銘刻自身歷史的紀念碑，在烏蘭巴托以西的鄂爾渾河遺跡（Khoshoo Tsaidam）中也可看見。Khoshoo Tsaidam在蒙古語中，是「有石碑的草原」之意。顧名思義，這裡也聳立古代突厥先驅者所留下石碑。
在Khoshoo Tsaidam，有第二突厥帝國的第三代君主毗伽可汗的弟弟、當時的重量級人物闕特勤的墓，在墓的周圍也樹立石碑。這座石碑也是突厥文字刻成。其內容，則是闕特勤留給突厥人民的「警世之言」。
作者強調，即使在這裡也可以看到闕特勤對「如母親般大地的於都斤」稱讚。石碑豎立的Khoshoo Tsaidam西邊，有向北流淌的鄂爾渾河。在這條河的西邊，則是古代回鶻人的城市群，以及蒙古帝國的首都－哈拉和林。換句話說，杭愛山中的「遊牧中原」，其具體位置就是鄂爾渾河的豐美草原地帶。作者認為，闕特勤選擇作為「永眠之地」、留給後世「警世之言」的地方，也必定只有於都斤了。
警世之言的內容如下：
Tabugachi的人嘴巴很甜、他們的絲綢很柔軟。他們就用這種甜言蜜語和柔軟的絲綢，把遠方的人民給招攬過來。等到這些人在這些人附近住下來之後，就開始用邪惡的智慧驅使他們。在這種甜言蜜語和柔軟絲綢的欺騙下，有很多突厥人民因此而死。
關於「Tabugachi」，一般認為是「拓跋」的突厥發音。說到「拓跋」，他們原本是遊牧民「鮮卑」系集團的一個氏族。鮮卑是從西元前三世紀到西元後六世紀，從滿州到蒙古高原間的騎馬遊牧民族。在五胡十六國與南北朝時代，他們南下在支那北部建立了北魏等王朝。
北魏直到第五代獻文帝，一直到維持所謂的「國姓」（鮮卑人本來姓氏），但後來卻逐漸變質成支那風的姓。建立隋的楊氏一族、建立唐的李氏一族也都是「鮮卑」，包括拓跋在內，他們出身都是遊牧民；不過對當時的突厥來說，拓跋已經變成了「擅長謀略的支那人」代名詞。同樣是遊牧民，闕特勤卻相當明確地將支那化的拓跋視為不可信賴、甚至是邪惡的存在。
彷彿是為了利用異文字差異騙人似的，在闕特勤刻上這些話的石碑背面，另外有漢文書寫的銘文。那上面的內容，盡是一些強調突厥與唐（Tabugachi）應保持和平、相互友好的話語。
唐的皇帝、具備遊牧民可汗身分的李氏一族，乃是出身自鮮卑，對這件事他們本身也有充分自覺。正因如此，這引發後來對於歷史的改竄。歷代王朝的歷史編篡者，都極力隱瞞他們出身自古代支那人視為蠻族的「鮮卑」一事。
這種歷史的篡奪仍然在現代中國進行。中國曾有一部相當流行的連續劇叫做「唐王李世民」，內容以「我們漢民族的中國歷史上最璀璨的時代就是唐朝」而自負，同時主張「唐是開放的帝國，就算是日本，也曾派遣唐使阿倍仲麻呂來華，並在中國參與科舉試驗合格、任官於唐」。
但是在這之後，他們對於自己口中璀璨的唐朝，並非由「漢民族」而是「鮮卑拓跋人」所樹立的事實，只是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然後繼續大肆稱讚唐朝。
既然如此，那到底什麼才是「中國史四千年」的依據？繼唐之後最璀璨的是元，但是元毫無疑問是蒙古人的王朝，正如前面所述，現代中國根本找不到作為「漢民族」值得獨自而誇耀的歷史政權存在。
(心得：邪惡的智慧應該就是指權謀術數吧？這點在類似於有過原始冷戰「春秋戰國」時代以後的支那，的確非常盛行。)
八世紀中葉，東突厥與西突厥陸續滅亡。雖說是滅亡，就東突厥的部分，不過就是阿史那氏將支配權讓給回鶻氏，並改名字叫回鶻帝國而已。只是，有些突厥人對此感到不滿，紛紛往西遷徙。
七五五年，唐王朝爆發了「安史之亂」。出身栗特與突厥混血，精通六種語言，侍奉於唐的栗特系人安祿山，與同鄉且境遇相同的史思明一起起兵，以「打倒楊國忠」為口號掀起叛亂。這場叛亂持續九年，最後唐請求回鶻幫助，這才終於將叛亂鎮壓下去。
順帶一提，安祿山的「安」是「安國」（布哈拉）出身的意思；史思明的「史」，則是「史國」（羯霜那）出身的意思。布哈拉與羯霜那，都是索格底亞那綠洲國家的名字。此外，「祿山」在栗特語是唸做「roxsan」，是「光」的意思，史思明的名字也有「思慕光明」之意；換句話說，他們兩人的名字，都跟主張光暗二元論的祆教信仰體系有所牽連（杉山正明《疾馳的草原征服者》）。
不論如何，回鶻解救了唐的危機。在此同時，一些回鶻人遷徙到了唐地，在經歷安史之亂千年以後，這些回鶻子孫仍住在被視為桃花源原型的湖南省桃花源這個地方。他們都是伊斯蘭教徒，直到中國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止，都一直擁有自己的清真寺。
若要論及唐的國際色彩，可以舉一個簡單例子，那就是高仙芝這個人。在七五一年唐與伊斯蘭軍對峙的「怛羅斯之役」中，率領唐軍的人就是高仙芝，而他則是朝鮮半島高句麗系出身。
由遊牧民家族統治、以朝鮮半島出身者率領包含支那人在內的軍隊與阿拉伯人作戰、任命日本人阿倍仲麻呂擔任秘書監掌管皇家經籍圖書，……，這個國度，就是鮮卑拓跋系的唐王朝。
順帶一提，在唐軍與怛羅斯（塔拉斯河）之役被擊敗後，伊斯蘭勢力隨即囊括栗特人根據地的阿姆河、錫爾河地區，並將帕米爾以西的綠洲地帶西半部納入勢力範圍。隨著這種發展，連結歐亞東西方的通商網絡不再由栗特人、而是轉由信奉伊斯蘭的穆斯林商人所支配。伊斯蘭教在粟特人、突厥人之間傳開的同時，隨著唐軍在「安史之亂」、「怛羅斯之役」陸續敗北，唐因為感覺到與阿拉伯軍隊之間壓倒性的力量差距，對中亞經營不得不撤退。
插個話題談到：李白（七零一～七六二）出身中亞，之後移居唐帝國。也有研究者認為，他或許有突厥血統。
另一方面，據岡田英弘先生說，同時代的詩人杜甫（七一二～七七零）雖然是支那人，但受到突厥語表現的詩歌影響，創造出獨特的漢詩。他們所吟詠的漢詩，與支那自古以來死板的詩句大不相同，反而接近突厥為首的遊牧民世界的偏好，常用頭韻和腳韻配合。於是，在李白與杜甫引進突厥文化下，漢詩產生重大革命，被稱為「唐詩」加以跟之前作品區分，也在漢字文化圈製造嶄新的表現手法（岡田英弘《閱讀年表．中國的歷史》）。
可是，富含豐富性的唐帝國，在這之後逐漸喪失國際色彩。他們一方面重用「新漢人」，變得越趨支那化，視野也隨之偏狹短淺；另一方面，在前述的「怛羅斯之役」那場遊牧世界的大戰中，他們遭到擊敗，也使得中央歐亞決定性的倒向伊斯蘭化。七八九至七九二年間，回鶻跟吐蕃在天山北麓的別失八里進行決戰。關於這場戰役的勝利者是誰，歷史學家看法相當分歧。不過，以此為契機，天山南北──也就是現在的新疆一帶──逐漸突厥化，最後出現了東突厥斯坦。
即使是到了現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仍是東西文化交會之地。當我在維吾爾進行調查之際，偶然在路上瞥見一面海報，上面寫著大大的「西域」二字。「大美西域」（廣大而美麗的西域）雖然是中國政府宣傳，不過「西域」二字從古代支那就開始使用了，大概是中國不想認可「突厥斯坦」這個詞彙，才會搬出「西域」當作政治上的招牌吧？
所謂西域，不過是方位名稱罷了。而且，古代支那也把「西域三十六國」放在〈外國傳〉中加以記述。換句話說，他們那種「西域」乃「中國自古以來固有領土一部分」的論調，根本就是荒唐無稽之談。
不知道各位是否了解，現在中國正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強制推動漢人與維吾爾人通婚。因為穆斯林只能跟穆斯林通婚，因此中國拚了老命，也要瓦解維吾爾人。在新疆自治區人口分布中，維吾爾人約八百萬人，中國人約一千萬人，大至處於均衡狀態。
大契丹國與大夏帝國
十到十二世紀的歐亞地區，一共有蒙古系的契丹所建的遼（九一六～一一二五）、党項建立的西夏（一０三八～一二二七年），以及宋（九六０～一二七九）三個帝國，其中「契丹」和「党項」兩個語彙仍存在現代蒙古語當中。
現代蒙古語稱漢人（中國人）為「Qitad」(單數為Qitai)，西藏則是稱為「Tangut」。可是，Qitad（契丹）原本是指「大契丹國」，「Tangut」則是指幾乎跟契丹同時興起的大夏帝國（西夏）。雖然我們還不知道為何會出現「漢人＝契丹」這種概念上的替換，但稱西藏人為「党項」，大概是因為党項人乃是說著西藏語系之故吧？
契丹是現今內蒙古（南蒙古）以東、大興安嶺南麓遊牧的蒙古語系集團；在前面提及、用古代突厥語記錄下來的碑文中，他們也有登場。這個集團誕生一位領導者－耶律阿保機（八七二～九二六年）；耶律阿保機在九０七年自稱「可汗」，亦即君王的稱號。
九一六年，耶律阿保機於九一六年建立了大契丹國，之後又建國號為「遼」，因此大契丹國也以「遼王朝」的名號。根據《遼史》，契丹的可汗耶律阿保機曾在九二五年的冬天會見日本的使者，並在隔天也會見了高麗的使者。
大契丹國在九二九年征服渤海國後，將之改名為東丹國；而東丹國曾派出九十名以上的使者，造訪日本的丹後。這種隔著日本海的頻繁往來，證明了當時日本在東亞動盪國際關係中，也密切關注著情勢的一舉一動（荒川慎太郎等《契丹與十至十二世紀的東部歐亞》）。
這個由渤海國改稱的東丹國，在九三０年遭到大契丹國併吞滅亡。之後，契丹便統領著東起自渤海國、西至帕米爾高原、蒙古高原、南至黃河流域的廣大領土。
大契丹國（遼）的居民，大概有一半是遊牧民，另一半是以支那人為主的農民。為因應這種人口結構，大契丹國設「北面官」治理北部遊牧民，南部的農民則由「南面官」來管理；換言之，這是一種獨特的二重官制統治體系。
大契丹國在一一二五年為金國（一一一五～一二三四年）所滅。王子耶律大石率部眾北上，於一一二四年在蒙古高原重整勢力。一一三０年，他往中亞地區移動，自稱古兒汗，建立西遼。
另一方面，党項王朝的漢字名稱是「大夏帝國」，不過位居歐亞東端的支那視角來看，則通常稱之為「西夏」。這個王朝的誕生，跟沉重生活負擔所苦的民眾所掀起的「黃巢之亂」（八七五～八八四年），導致唐的衰退有密切關係。
如前面所述，唐原本是一個鮮卑拓跋系的王朝，卻冠上支那的「李」姓，無止境的支那化。這個鮮卑拓跋系的唐王朝，借重位於現在鄂爾多斯──當時稱為「夏州」之地的某個拓跋系集團力量，鎮壓了黃巢。作為報酬，他們賜給這個夏州拓跋集團跟皇帝同樣的李姓，以及定難節度使的官職。所謂節度使，原本是唐為了防備周邊的異民族而在邊境設下的募兵集團指揮官，但是後來大部分都演變成軍閥，割據自立。
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夏州李氏一族，陸續吸收了党項等吐蕃系的集團，變得日益強大。大契丹國注意到這一動向，遂在九九零年賦予統帥夏州拓跋、党項兩大民族集團的領導人李繼遷「西夏王」的稱號。
一０三二年，李繼遷的孫子李元昊建立起獨立的党項國家並自稱國王；一０三八年，他定國號為「大夏」（一０三八～一二二七年）。如前所論，所謂的「西」其實是從大契丹國和宋國看過去的方位所稱呼的，以獨立國家的名稱來說，還是以「大夏」這個名號稱呼更為適合。
就在大契丹國崛起、到大夏帝國興盛的這段期間中，在唐衰亡分裂的廢墟中，誕生了「宋」這個國家。
宋雖然是在九六０年於南支那興起，不過相較於大契丹國的支配者幾乎都是蒙古系的契丹人、大夏帝國的住民則是拓跋系和党項系的混血，宋人究竟是什麼人種，至今沒有定論。中國人當然會說他們是漢人，不過歷史學家岡田英弘指出，這裡的「漢人」和漢朝的漢人，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岡田英弘《閱讀年表．中國的歷史》）。特別是這個年代，南支那的人群流動相當劇烈，甚至常常和今日東南亞地區產生人種上的混血。
但，支那卻主張一種純血主義，堅持宋的漢人等於漢的漢人；是故，歐亞當時的正統應該屬於宋，而大契丹國與大夏帝國，只不過是「宋的地方政府」罷了──這完全是歪曲事實。
事實上，大契丹國（九一六年建）不僅比宋國（九六０年建）更早建立，領土也遼闊得多，其名號更是遍及了西方世界。西方不僅知道契丹之名，就連對支那本身，也往往用「契丹」或是「Cathay」加以稱呼。契丹人不是支那人，但用契丹稱呼支那，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畢竟支那北部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處在契丹人的支配之下。
現在，以香港為據點的航空公司「國泰航空」（Cathay Pacifie），它的「Cathay」就是「契丹」的意思，這也清楚證明了契丹在歐洲系的語言中，已經落地生根的事實。儘管如此，中國共產黨史家還是跟古代支那人一樣，強調宋是正統；岡田先生明確指出：「這種死不認輸的中華思想，正是中國人病態自卑感下的產物」（岡田英弘《閱讀年表．中國的歷史》）。
關於蒙古帝國的影響
除此之外，日後將契丹、大夏、宋包含其中的多民族、多宗教帝國───蒙古帝國，創造了儒、佛、道教三者共存、可謂是大融合的時代。儘管如此，元朝統治下的支那人，內心對於現實的道教教誨仍是縈繞不去。
這個時代也是現實主義的民間信仰，道教、與阿彌陀佛信仰、彌勒佛信仰同化的時代。阿彌陀佛信仰，就是指誦唱「南無阿彌陀佛」就能往生極樂淨土的思想；彌勒佛信仰，則是希望實現天下太平的彌勒菩薩，能在這個世上現身的一種祈願。
關於彌勒佛信仰的實踐者，歐亞史家杉山正明有以下描述（杉山正明、北川誠一《大蒙古的時代》）：
現實的朱元璋，乃是一個堪稱為惡的集合體，是個性格陰暗的人物。在它攀上權力頂峰的過程中，不只一次背叛他人，對於舊主和朋友，也能若無其事地加以殺害……在世界史上，像朱元璋這樣的例子，實在是絕無僅有……
之所以會如此，或許是因為白蓮教的彌賽亞思想始終殘存在他心中，讓他相信自己是為了拯救眾生而下生的彌勒之故吧！正因為如此，被拯救的眾生，必定是幽暗且無常的存在，而順天應人拯救他們的自己，則必然要成為絕對唯一的權能者。總而言之，從「大明」這個國號中，可以嗅出強烈的白蓮教氣息；而在朱元璋的心中，恐怕早已失去了「人性」的存在吧？
（我還以為中國人寫朱元璋有精神分裂就算了，原來日本人看來，還是世界史上的首惡！看來筆者我真是小看他惹～～）
白蓮教系的宗教結社演變到現代，便誕生了所謂的義和團（一八九九～一九零一年）。不管何者都是秘密結社，而這種秘密結社，每當政情不安定的時候，其力量就會急遽發展，從而展開顛覆國家的謀劃。在他們的想法中，若是國家不能保護自己，那就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些什麼。到了義和團，這樣的想法更與高漲的反外國主義（扶清滅洋）直接連結。
現在的反日主義，雖然有形形色色的理由，但是白蓮教的思考方式一直在中華文明中盤踞不去，這個事實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相較於崇信道教的中國人，身為遊牧民的蒙古人又是怎麼一回事，簡而言之，就是一種從根本保持的薩滿信仰。
大元王朝雖然定都在大都（北京），但在《元史》中，也留有他們仍然使用薩滿信仰的方式，祭祀太祖成吉思汗的紀錄。
在鄂爾多斯，從元代開始就有祭祀成吉思汗的政治儀禮；這套儀禮，世紀成了當初在大都的儀禮而來的。雖然是政治儀禮，不過在典禮上會有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孫負責獻上絲綢、被認定是成吉思汗生前坐騎轉生的白馬（楊海英《成吉思汗祭祀》）
蒙古帝國／元王朝對於宗教相當寬容，他們不但讓藏傳佛教居於國教地位，支那人的儒教在元朝也相當興盛。在蒙古的草原上，還可以看見蒙古帝國尊崇孔子的石碑。
相較之下，宋廷顯得狹隘無比。在這之前的一一七九年，朱熹向朝廷上奏，討論政權運作與國際關係。當時的皇帝頗為重視，試著開始對「身為中華的南宋」這一國家該如何定位，以及它和周邊的「夷狄」國家該保持怎麼樣的序列關係，就序列上進行體系化，這就是後世自尊自大的「中華思想／華夷思想」奠基的起源。
作者甚至認為，只會強調君臣間的忠誠，還有編造出中華至上、並將除此之外的諸民族定位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這種序列思想的朱子學；是為了防止南宋的人們──尤其是知識階級，就可能倒向自由且具魅力的遊牧王朝了。
順道一提，元在宋滅亡後，也對朱子學採取部分保護、獎勵的態度。之後也傳到日本，在德川時代被稱為「漢學」。總之，不管對哪一國的支配者而言，朱子學都是難得可貴好用的思想。
一二六九年，蒙古將八思巴文字訂立為國字，同時併用維吾爾文字。這一次，漢字並沒有被選為國字。
八思巴文字屬於西藏（吐蕃）文字系統，是一種表音文字，之後也流傳到高麗王國。「以使用八思巴文字的知識為基礎，取高麗王朝而代之的李氏朝鮮世宗王，創造了諺文」（岡田英弘《閱讀年表．中國的歷史》）。
朝鮮之所以要創造新諺文，恐怕也是因為害怕一直使用漢字下去，會遭到支那同化的緣故。
（總覺得作者在這邊開嘲諷～～本身社會腐化，政治哲學奴性值點好點滿、集體排外的中華思想）
作者甚至單方面認為：排外的明朝支那，在文化上是一片荒蕪！
支那人建立明朝後，基本國策趨於保守排外，開始迫害曾經幫助蒙古人統治的伊斯蘭教徒，結果是信徒紛紛逃亡至甘肅、寧夏，還有更偏遠的雲南地區。據川勝太平先生的《文明的海洋史觀》中所敘，當蒙古帝國瓦解之後，接著便是「海洋亞洲」受西洋影響的時代。明朝支那施行海禁（鎖國）政策因而錯過了「海洋亞洲的時代」，陷入比中世紀歐洲還要更黑暗的時代當中。
（關於這點，筆者持保留態度，其實明代仍對外有貿易交流，不太可能毫無影響；參考平野聰教授的出版品這篇「儒與佛衝突？殖民還是中華？多民族的帝國樣貌」）
元朝之前的宋，也跟明一樣是支那價值觀的政權。可是，宋卻誕生了世界三大發明──火藥、羅盤、活字印刷，還創造了即使現代也相當出名的景德鎮瓷器，在文化上綻放出獨特的色彩，經濟也相當發達，到底明和宋之間差異為何？
作者認為，宋說穿了是遭到北部的北方民族──契丹和金人所壓迫，以東南沿海地區為中心的「小支那」。我們可以確切的說，這個較小的規模，對於維繫只有支那人存在的「民族國家」，以及「漢民族」來說，都是最適合不過了。像明這樣擁有比宋更廣大的領土，且不得不統治其他民族的狀況，對於無法容納其他文化、文明的「漢民族」，可說是完全不適合。
順道一提，明朝在十五世紀曾經派艦隊前往非洲，指揮這項航海計畫的鄭和，眾所周知並非支那人，而是出身雲南的穆斯林。又，他實際訪問的都是元朝以前在海上貿易就建立的據點城市，換言之就是一種親善訪問罷了。明在本質上，由於缺乏有效統治異民族的能力，就算徒有廣闊領土、龐大有序的官僚行政體系；也沒有資格能夠稱為「帝國」。
這一點，在現代中國共產黨政權運作上，也是相通的。
（這點筆者我完全贊同，接觸國際媒體、各式文章閱歷數年來；發現華人文化日常就算根據個人差異，也真的偏愛單向／單一觀點進行簡單思考；遠遠比不上國外、移居海外者來的多元包容。）
宗教式的中華思想之探討
作者舉例：大清最呈現其多民族、多元文化特色的，就是它的語言政策了。乾隆皇帝曾經編過一本名為《五體清文鑑》的辭典。在這當中，他把滿洲語、蒙古語、藏語、支那語，還有突厥系的維吾爾語，五種語言全部列為公用語，並匯集在一本辭典當中。換言之，這是創造多民族國家的國策方針，以辭典的形式表現出來。
滿洲人讓出政權後，故宮博物院也交到中國人手上。原本的故宮所有殿門上都寫著滿洲文字、蒙古字、漢字的題詞，可是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卻漸漸將他改頭換面，變成只有一種文字的狀況。文化多樣性到了「漢民族」手上，就全被抹消了。
清朝皇帝向來以「藏傳佛教的最高施主」自居，特別是乾隆皇帝，更宣稱自己是菩薩之一；在相關佛教繪畫中，乾隆皇帝坐鎮中央，周圍環繞著諸佛〈石濱裕美子《清朝與藏傳佛教》〉。同時也是伊斯蘭教的保護者，熱心研究回教〈杉山清彥《大清帝國的形成與八旗制》〉
儘管他們的滿洲本性不曾遺忘，只是在王朝後期，他們在某個程度上卻變質成比漢民族更像是漢人的皇帝。忽必烈等蒙古國領導人憂心的「與支那（漢民族）同化」，明顯發生在他們身上。
一八五一年爆發的「太平天國之亂」，其母體是採用基督教的教誨。為此，世界史上常常解釋成「基督教徒的叛亂」；但是實際上，其真正面貌乃是來自於「漢民族」社會中，更加根深蒂固的事物。他們的軸心是基督教式的新興宗教──拜上帝教，外圍則是秘密結社的白蓮教徒，這些人才是整個動亂最大推手。若非如此，很難以解釋信仰基督教的他們，在反滿洲、蒙古人的時候，同時也表現出一種排外，不信任西洋基督教國家的態度。
一八九九年，爆發了義和團之亂。一開始，它只是反對基督教的傳教活動，隨後加入的漢民族的排外主義，演變成排斥外國人的運動。義和團高舉「扶清滅洋」的口號，意味著協助大清王朝，將西洋列強趕出國土。
可是，清廷很擔心它會演變成「反清滅洋」，──把大清趕出支那，從一開始就抱持著相當警戒的態度。這種局勢跟現在的反日運動，也有異曲同工之處。儘管他們打著「愛國反日」的口號，攻擊日本投資的超市，但是什麼時候會轉變成「反共反日」，誰也不知道。曾經在對日抗戰、國共內戰中不斷煽動仇日情緒抹黑對手、壯大自己；獲勝的同時也深知中華文明本質的共產黨政府，對這點相當戒慎恐懼。
宗教大國的矛盾
中國的人口，至今已超過十三億。在這當中，基督教徒據說已經有一億三千萬至五千萬人左右。從各方面來看，將來都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國家。除此之外，伊斯蘭教徒－穆斯林的人口也超過一千兩百萬人。共產黨政府雖然沒有公開數據，不過他們對於這個龐大的數量深感恐懼，屢屢強加鎮壓。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雖然在檯面下不斷商談，試圖和梵蒂岡的羅馬教宗建立外交關係，但是兩方始終未能達成共識。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因為現今的中國教會是由政府所管理，所以和梵蒂岡的聯繫已經中斷超過六十年了；從教廷方面來看，會認為中國根本沒有學到所謂基督教的正確教誨──超過一億人的基督教信徒與漢民族同化，接受扭曲的信仰，這很可能會動搖到羅馬教會的正統性，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
為此，梵蒂岡一直想把主教的任命權從中國手中取回，任命能夠傳達正確教誨的人來擔任這個職務。但是對中國政府來說，若是允許教宗請求，則這些龐大的信徒都會被外國勢力所支配，所以始終堅決反對。
另一方面，伊斯蘭教則不曾處於基督教這樣的斷絕狀態。一開始，信徒前往麥加巡禮是被允許的。可是，中國政府擔心這些人在麥加接觸教誨後，發現跟自己在中國所見所聞大不相同，可能因宗教對國家產生懷疑，搖身一變成為反共運動者，於是也開始對巡禮加以限制。不過另一方面，以觀光名義前往泰緬，然後再到麥加的「繞道巡禮」也年年增加，是現在政府公布的巡禮者好幾倍。
關於佛教，中國人對藏傳佛教與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打壓早就廣為人知。一九五九年，為了達賴喇嘛的人身問題，人民解放軍與藏人爆發武力衝突；結果，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宣布成立臨時政府，而中國依舊把西藏自治區的獨立運動當成「分裂運動」，持續鎮壓。這種衝突背景，果然還是出於中國人──也就是「漢民族」，對於無法控制的文化與宗教的恐懼感吧？
漢人為何害怕宗教？
中國人之所以害怕其他宗教，與其世界觀有密切關係。道教的世界觀可稱為「天帝思想」，頂點是治理天界的天帝，皇帝則是承天之命，統治現世的人物。換言之，他們的宗教世界觀，跟現實的政治是連繫在一起的。從其他宗教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宗教可以這樣替換：教祖、指導者是「皇帝」，教團幹部是「大臣」，信徒則是「軍隊」。
既然是一個集結大量信徒的宗教團體，所以在他們的想法中，會認為反體制勢力都在進行革命的準備。正因如此，中國在面對外國傳入的宗教時，會要求中國人在思想上走回本來的道路，若是不從，便毫不留情地加以鎮壓。
在這裡就要講到另一個話題：中國人一直被所謂的「中華思想」所囚禁，這種思想認為只有自己的文化正確，其他的全是錯誤；即使沒有問題，價值也很低。可以說一種堅持不接受他者的思想。
相對於此，歐亞的遊牧民之所以接受外來宗教，也是為了迴避與支那人同化。滿洲人信仰文殊菩薩，蒙古人以景教為首，將伊斯蘭教、摩尼教全部納入本國宗教政策中，都是為了達成這個目標。相反的，中國文明就只有同化力而已，大清一個不注意就遭到融解，因此可以說是相當危險的文明。
(下一篇以尾聲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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