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內閣(原敬)的時代,日本經濟遭遇了一次大戰結束後的陣痛,從戰時熱絡、戰後恐慌到經濟鎮靜期的急速轉換。大戰期間,國際物價高漲,而且戰爭主要發生的地點在歐洲導致歐貨無法出口到亞洲,取而代之的是日本貨在亞洲獨霸,急速增加日本的輸出額。船隻價格以及海上運費高漲,使日本出現船成金(造船以及擁有船隻的人能夠迅速賺錢)的現象。主要有神戶的鈴木商店、日立礦山的久原房之助依次成為船成金的最佳代表。
這個時期的前期最大特色是,當時日本前六十大公司的總資本獲利率在1917年(大正六年)和1920年(大正九年)相比成長20%,淨利率約26%~35%,達五成至七成的例子非常稀有。相對的,農村的米價也因此上升,但是,因為預期景氣導致租金和物價上漲,在都市工作的勞工以及所得較低的階級薪水並沒有跟著上升,1918年(大正七年)因為米價暴漲,以致這些人生活困難,這也就是同年八月到九月全國發生的米騷動的背景。
大戰終結在1918年11月到1919年春季,全球金融界在這半年間陷入滯怠。對於日本來說,因為歐洲戰場不再需要軍需品,亞洲市場因為歐美各國再次回歸導致日貨滯銷。事實上,製絲業這類的輸出產業,在這段期間因為市場價格暴跌,只能轉望政府出手救援,但是短期內經濟不景氣並不會自己消失。1919年春季後半歐洲經濟復紓導致需求增加,世界貿易傾向明朗化,這樣經濟活化的情況從這年的秋天開始,一直到1920年初期。這個時期的經濟象徵,貨幣價值提高,開設新公司,新設銀行或對銀行增資、發行公司債。日本在1917年事業計畫資本為16億日圓、1918年為27億日圓、1919年為41億日圓,在這樣的急速成長下,這些產業甚至連產品都還沒生產就有熱錢進來投資,完全處於投機市場模式。以棉線業為例,付款之後,至少要半年到一年後才能夠取貨。
另一方面,1919(大正八年)下半年日本的貿易基礎發生變化,由一戰時的大幅出超轉為戰後的大幅入超。一方面是國際商品價格上升為理由、二方面是一戰無法輸入金屬、機械類、化學製品以及其他,美國有色金屬的製品也無法流入,這些都在一戰結束後逆轉。這個時期日本企業的公司債、認購公司股份(払込額)飛快增加,1919年後半達13億日圓,1920年(大正九年)的年上期(第一季)比去年同期規模多一倍,輸入資金和認繳資金(払込資金)為主流,刺激了金融市場,利息成長驚人,以致金融市場繁忙。
當時的日本銀行總裁井上準之助在1919年末和1920年1月分別向各銀行業者發表演說,警告市場過分投機,會導致金融海嘯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