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面兩篇所提的,如果沒有合適的政治或國際背景來培育它們,日本殖民和戰時控制的遺產可能對台灣和韓國的戰後經濟影響不大。然而,隨著 1950 年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政府開始將這兩個社會視為在東亞建立抵禦共產主義的關鍵防火牆。杜魯門(Harry S. Truman)和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提供大量經濟援助並提供武器和軍事培訓援助,希望在政治上支持兩國。到 1950 年代中期,美國的這一新承諾為台灣創造了一個穩定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中,重振旗鼓的執政黨國民黨發起了改革和政策,為快速工業化奠定了基礎。在韓國,改革較晚才發生,在李承晚(이승만)領導下近十年的通貨膨脹、腐敗和政治優柔寡斷之後,朴正熙(박정희)將軍及其同事於 1961 年通過軍事政變奪取了政權。
美國為阻撓中共和北朝鮮的軍事擴張提供了強大的防禦傘,並為韓國和台灣提供了重要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使兩國能夠將更多的資源轉移到國內改革和工業化上。在 1960 年代,兩國政府都奉行更好地融入不斷擴大的世界市場的外交政策。同時,國內政策有助於整合國內市場,增加大眾消費,從而刺激當地對當年興起的中小企業所生產商品和服務的更大需求。這些過程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個有益的循環,加速了工業化進程:出口增長和國內市場一體化使得投資和消費所需形成的更多進口成為可能;貿易的增加鼓勵企業更加專業化,使它們有可能擴大規模並增加生產,採用新技術,提高生產力;同樣,這些步驟與企業長期平均單位成本的逐漸降低以及企業規模和複雜性的增長有關。雖然在戰後不久的韓國和台灣,就業人口不足一直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到了 1960 年代,隨著製造業的擴大和出口的增加,勞動力開始從鄉村和城鎮流向中小型企業的工廠、商店、辦公室和大城市。到本世紀末,這兩個國家的工業快速和持續增長都在順利進行。
因此,雖然殖民時期和戰時的遺產可能促成了這種經濟成長,但我們也必須注意許多新因素:戰後政治制度的性質、美國的干預以及"自由世界"市場的增長。換言之,在解釋戰後韓國和台灣的"經濟奇蹟"時,歷史進程的不連續性可能與歷史連續性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