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跟朋友談話的時候，我無意間發現之前我沒有理解「拿破崙的驢子」那個關於經驗法則的比喻。
簡單介紹一下，這是一個古老的命題，天資聰穎還是後天努力重要？
如果後天努力重要，那跟隨拿破崙20年的驢子是不是也能成為拿破崙手下的名將？
我聽到的當下感覺是兇.jpg 突然想起以前看人類認知的時候，有看過幾個經典實驗，其實足以證明除了個人天賦、經驗法則以外，人類認知本身的缺陷足以掩蓋過這一切，使得受過多麼嚴格訓練的專家，都能夠在自己專精的領域犯下重大錯誤。
簡單介紹一下這篇歷史與我所說的事有何關聯。1840年代，當時歐美醫院有約略20%的產婦死於「產褥熱」（puerperal fever），另外一個名字比較直觀一點「產後感染」（postpartum infections），也就是說當時的醫生不覺得微小且邪惡的生命體能夠奪走人的性命，而致病的原因是因為自己「沒洗手」。
魔鬼藏在細節裡，最容易受到感染的人群之一就是產婦，特別是那些在生產過程中出現陰道撕裂的母親——裂開的傷口正是細菌最理想的棲息處，而醫生的雙手就是細菌的載體。年輕的匈牙利醫生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Dr. Ignaz Semmelweis）首先注意到的，是維也納總醫院裏兩個產房之間有個差異。一個是由男性的醫科學生管理；另外一個是由中年女性管理。由醫學院學生監督的產房，在1847年裏每1000次接生當中死亡的個案是98.4個；另一個由中年婦女操作的產房，1000個接生個案中只有36.2宗死亡。
（上為A型鏈球菌，是隱藏在醫生雙手下的殺手）
當時，真正的死因未被發現：化膿性鏈球菌。
在那個年代，解剖屍體有致命的受傷危險。塞麥爾維斯觀察到，很多醫學院學生會從解剖間直接走去為孕婦接生。是否由解剖室的醫生將「有害微粒」帶到了產房？
在斷定產褥熱的病因是屍體上的「感染性物質」之後，他就在醫院裏增設一盆子的氯化石灰溶液。塞麥爾維斯曾提出，醫生在手術前必須使用氯仿溶液洗手。從解剖室出來的醫生，必須用這種殺菌溶液洗手，才能再去照顧病人。
到1848年，醫學院學生主理的產房，每1000宗接生的死亡率下降到12.7個。
活在現代的我們，就算沒有學過微生物學，依然能夠想像是無數肉眼無法察覺的微小生物，奪走許多婦女生命。在塞麥爾維斯的那個年代，還有許多的「未知」阻礙著他們發現事實，那麼問題來了：接受嚴格訓練後成為醫生的傳統做法是錯的？或者，塞麥爾維斯那違反醫學傳統（當時）的見解是錯的？
從塞麥爾維斯的晚生我們不難發現大多人選擇了相信後者（塞麥爾維斯是錯的），也就是「大家都這麼做，怎麼可能會是錯的」一種盲從，注意！我們在討論的是，受盡嚴格訓練的「醫生」在自己專業領域「做出錯誤的選擇」。那錯的是誰？提不出足以說服當時醫界的塞麥爾維斯？還是其他所有醫生？
錯的不是我，是這個世界！
世界：幹！又我！
就像我開頭說的，造成人類認知本身的缺陷（大腦：現在又要推到我身上就對了！）除了客觀條件（塞麥爾維斯的例子就是當時科學發展界限）外，其他當時醫界大老做出錯誤決定部份原因大概有以下幾種主觀條件：
1. 心理盲點（長年以來的經驗法則）
2. 先入為主的假設（看不見的生物怎麼可能奪人性命）
3. 情緒影響（殺死病人的責任在於自己）
4. 天生偏見（無法被肉眼看見的細菌）
從兩張一模一樣的比薩斜塔的圖片中，兩張圖片放在一起看，總是會有右邊比較歪斜的錯覺，既使我已經告訴你答案，意識是無法修正認知上的錯覺。（這兩張是我是其中一張複製貼上另外一張，所以絕對是同一張圖）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不難發現，科技進步至今，我們有許多比大腦精準的儀器能夠去測定自然科學的現象，彰顯出我們的大腦或者人類認知外在世界的客觀事物時，可以說是必然存在偏差（並不是機器是完美、絕對正確，只是誤差比大腦小一些）。就像我在前篇心理學前言所寫的我們的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鴻溝，無論是在戰場上做出選擇、醫學政策的方向（洗手）等等，無論多麼經驗豐富的當事人或者天資稟賦的天才，都無可避免地做出錯誤的選擇。其實更多時候，選擇懷疑去尋找真相，才是正確的思考習慣，也就是獨立思考的意義所在。這些有趣的心理實驗，很多時候會出現在現實世界的商人行銷或者政治人物宣傳某個意識形態的手法，他們不見得知道原理，但是執行手法大概比多數科學家熟悉。就像現在美國、日本的反口罩風潮（參考以下兩篇新聞），人們對於降臨自己與別人的災難，總是雙重標準，就像決定英國佛系防疫的分水嶺，就是在首相罹患新冠病毒（武漢肺炎）一樣，今天如果他沒有親自遭逢躺在醫院的那些日子，英國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會被自己的傲慢與偏見影響，「你存在的階級，怎麼能夠明我的階級有多麼痛苦」（構造改革警告、共產主義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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