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的真正意義〉
劉仲敬在回答閩越獨立運動者有關國家建構需要做些什麼事情時，提出了四個指標：(A)社區、(B)情報、(C)財政、(D)武力。分別對應到(a)組織力、(b)敵我資訊、(c)經濟力、(d)戰鬥力。以下就用這四個指標來評估1945年8月15日到1947年2月28日，台灣人做了什麼準備、做出什麼決斷、產生了什麼影響。首先，我想先探討在上述這段時間裡，台灣人有沒有意識到要進行「國家建構」這個行動？從(A)的面向上來看，現有的文獻檔案指出當時大多數的台灣人手持中華民國國旗，非常興奮地迎接代表盟軍的國民政府軍隊上陸台灣，大多數知識分子期待國民政府的到來，認為日本人走了，中國人來了，再也不會有殖民社會的歧視鏈關係。即便這些資料就算是國民黨發明歷史的書寫，我也沒有看到從1945年8月終戰的那天起，就十分厭惡國民黨或中國政權的記載。我認為這應該就代表台灣人當時根本沒有打算要建國獨立。從代表決策的領頭知識分子到順從決策的一般大眾，我並沒有看到在當下有明顯反對中國政權的痕跡，所以此時的台灣人的認同是把自己當成中國人。再來，從(B)的面向來看，台灣人對當時政治情勢的資訊獲取情況及分析又是如何？最常被引述的記載是，迎接國民政府上岸的台灣人發現打敗日本皇軍的軍隊居然是衣衫破爛、面黃肌瘦、毫無紀律的乞丐兵團。即便這個也算是後來歷史發明的創造好了，各種記載也突顯出台灣人對於中國軍隊的驚奇印象。這表示台灣人當時對中國的情報可說一無所知，否則日本與中國交戰了這麼多年，也有不少人派去中國戰場做後勤工作，也有不少人早在1940年以前就去滿州討生活了，甚至也有在戰前就去參加國民黨或共產黨各種活動的人，理論上台灣人應該要從這些渠道去蒐集中國方面的情報，但看起來台灣人當時不是很在意，可能也對國民政府如何管理領下的中國省份無所知悉，否則對於台灣即將到來的命運也不會這麼如此震驚了。接著是(C)面向，由於前面說過，當時台灣人看起來還沒有打算建國，因此賺錢籌款變成是個人發財的事情，有一些資料顯示當時台灣的資本家計畫去投資中國市場，或者已經去投資了。面對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對台灣在二戰期間累積的戰時儲備之挪用，要等到結果已經反應在市場物價時，才有一些人意識到苗頭不對。因此在這段時間裡，賺錢的人只管自己發財，而未能預估資源的流向與影響所及，甚至可能連干涉補漏這類行動都沒有，直到國共戰爭已經打到市場機制無法運作時，才在發想台灣是不是被掏空了。最後是(D)面向，也就是以台灣人為主的武力之情況，依據目前的檔案資料顯示，國民政府在接管台灣後以各種名義補充兵員，可能以志願、強制、誘騙等方式將台灣人作為中國戰場的充員兵，削弱了台灣本地的軍事儲備能量，另一方面，少數加入日本皇軍參戰過的台灣軍人，受限於當時的交通情況與戰後國際局勢，要等到1946年以後才陸續歸返家鄉，這導致有前線應對能力的人無法在第一時間集結或提供本地社會相關協助。故而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灣本地的戰鬥力可能沒有發揮到應有的作用，無論是二七部隊或鄒族義勇軍之類的武力，可能都無法充分反映二戰末期台灣本地所累積下來的軍事能量。
從上述四個面向來看，當時(1945.08-1947.02)台灣社會普遍體現為「沒有建國的打算並認為自己也是中國人，對中國一無所知卻想去中國發財，讓自己的本地社會陷入各種資源流失而不自覺，然後渾渾噩噩過了一年六個月」。之後就發生了二二八事件，這個事件的結果如果要用比較委婉的措辭表達，大概是「台灣人終於發現自己不配作為中國人，對中國有了初步的認識(主要來自國民黨)，賺錢發財還是個人的事情(不過方法角度倒是從商貿資本轉移到黨國裙帶)，日本時代的武力階級被打壓消滅」，那麼這個事件的意義何在？我想，1947年的歷史可能在1945年終戰的那天，骰子就已擲下。只是如果從(A)到(D)的因素有所變動調整的話，也許結局會稍微有點不同。終戰那天，如果台灣人已做好準備，也許造就出來的結果會是近80年後很多台灣人現在奮鬥的目標。二二八事件的意義除了眼淚以外，應該還有其他東西，但那會是什麼，這是建國者們各自要去審視思考的事情。每年的二月二十八日，除了流淚以外，應該還有其他事情要做。並且，即使是流淚，也要去想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流淚？是因為信任遭到背叛？是因為殺人不分青紅皂白？是因為這是台灣人苦難的開始？還是，這其實就是1945年終戰那一天台灣人的決斷所應得的下場？台灣人即將又要面臨歷史決斷的時刻，雖然骰子可能早已擲下，但是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認清該面對的局勢現實，我想，在那之後我們流下的眼淚，大概會比較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