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1903年之後政治思想便有了重大轉變。1903年以前梁主張君主立憲和民權思想，1903年之後梁則改為支持先行開明專制，待民智已開後再實施君主立憲。而這些思想，都來源自德國人伯倫知理的國家學說。
在1903年之前，梁啟超的民權，將人民從被統治者、臣民的位置，抬升到成為國家的主體，取得了類似於公民的角色。對於國家有機論，梁啟超有兩面性：一者強調保守而反對民主革命的梁啟超（反對共和制），另一者則是相對進步，強調國民主權以及政治權力的梁啟超。
本文更為偏重的是探知作者主張的信念和背後蘊含的意識形態取向，這就是脈絡主義。梁對伯倫知理的理解和詮釋，便應當被視為他所採取的社會行動。即他為了鼓催中國應向立憲君主或開明專制走，按照自己需要的部分採納伯倫知理的學說。除此之外，作者也欲探討伯倫知理的理論是否具備某些特點，才能讓梁隨意的引用。19世紀的德國，國家有機論是一種妥協的方案，君主主動放棄部分權力，以避免民主革命對權力的進一步索求。有機論本身就是君主主權和人民主權之間的曖昧複雜性。作者說國家有機論原本就有矛盾性，才使得梁啟超能側重不同的焦點，展開出兩種對立的論述。
所謂國民，伯倫知理認為定義是「為了成為國家而聯合起來，並以國家的方式組織起來的政治人身。」伯倫知理把國家視同為從屬於一國家的所有人民所構成的整體。伯倫知理認為國家如同生物一樣，只不過國家不是像生物一樣是自然演化而來的，而是人民刻意組織而成的。於是國家有一些地方模仿著生物，例如：人民整體的精神和意志構成了國魂、國家意志，而國憲是國家的身體。國家意志與國憲的結合如同人類的精神與肉體。國家機關是肢體。國憲是軀幹，協調著國家機關（軀幹）做事。各國人民都有其獨特的發展與生展軌跡，也就是各自獨特的歷史。如同每個人的經歷都不同。
綜上所述，伯倫知理稱國家是一個更高級的倫理-精神性有機體。他可以被視作為人格。基於有機論，伯倫知理又提出了國家主權說，既然國家是人民組成的，那國家自然屬於全體國民，而非某一個人。伯倫知理認為，君主這國家機關作為國家主權具體的擔綱者。在伯倫知理的體系中，並不接受無所限制的絕對主義主權。伯倫知理主張國家應該透過議會來保障國民參政的權利。
伯倫知理將政體劃分為三種：君主、貴族、民主制。君主制是指國家所有的權力都歸於一尊。而貴族制實際上指的是寡頭制，指全國的權力只有國內的少數人擁有，例如中國共產黨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民主制又分為兩種，直接民主制和間接民主制。前者例如雅典，後者例如台灣。另外還有神權政治，例如伊朗。伯倫知理進一步的提到，不論是代議君主制或代議共和制，其實都沒差。但伯倫知理認為代議共和制太軟弱，若能行立憲君主制，則可以將國家主權和君主主權相結合，使國家力量更強大。伯倫知理其實在暗示著君主立憲制是比代議共和制更好的方案，應該被優先考慮。有機論其實抵擋了進一步民主化的可能性。
梁啟超將國家與國民連結在一起。梁有國家等於國民全體的思想。梁揭示了兩項國家有機論的論點：一、把國家從君主的私產這種觀點中解放出來；二、強調國民參政的權利，即民權。
梁在他的著作中提過，在中國歷史上，所謂的國家這一概念只是一家一姓的私產。中國不知國家與朝廷之界線。國民與奴隸的差別，主權在民，民自愛，即愛國。主權在一家，則人民只是國家的奴隸而已。在1903年以前，梁思想一直傾向於擴張民權、爭取自由，但實際上梁在君主立憲與革命共和之間搖擺不定。
梁啟超為了對抗革命黨的孟德斯鳩、盧梭，故梁舉起了伯倫知理的大旗加以反對。汪精衛則與之爭鋒相對，他提出國民與民族的差異。並指出兩者之範圍不一致，因此主張革命黨人革命應革滿人的命，排滿，然後建立漢人的國家。但梁啟超與汪精衛對國民的概念幾乎是一樣的，都是承襲自伯倫知理的學說。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