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盜商集團的崛起
17世紀中葉，中國東南沿海出現違犯明朝‘海禁’政策的海上武裝走私集團。他們如能和平交易換取所需，則一如海商；若遇不從，則予搶掠，或強索保護稅，形同盜賊。這種亦盜亦商的團夥，時而與倭寇或西洋殖民者勾結以抗官；時而為爭利，亦會奮擊洋商或同行匪類。盜商集團平時以閩、粵離島為基地，從事打劫走私，遭官驅勦則避往澎湖、小流求(台灣島)，俟機再起，其中著名者有林道乾、林鳳、顏思齊、鄭芝龍等。前二人皆曾以南澳島為基地橫行海上，明廷官兵來驅離時，即東越‘黑水溝’ 躲到小流求西岸，與‘東番’(台灣原住民)往來，並曾在北部雞籠(基隆)或中南部的笨港(北港)落足立寨，不久又遠走他方。顏思齊在漳州海澄縣原鄉因毆死官家僕從而逃往日本長崎，從裁縫起家，繼而從事武裝走私，並仗義疏財，結黨立盟，躋身當地華人中之雄傑，也成為得到德川幕府特許，擁有朱印狀、可到臺灣進行與中國三角貿易的大華商李旦的副手。1624年，顏不滿幕府統治下對華人任俠集團之歧視壓迫，謀推翻平戶藩主，結果事洩，流亡海上，轉而到笨港登岸，並招來漳泉同鄉不下三千人。這是漢人首次有組織的開發，比荷蘭人到台灣(安平) ，還要早約兩個月。顏思齊次年狩獵時因下痢而亡，鄭芝龍代有其眾，向饑荒的原鄉大肆招攬流亡，於是擴充達數萬人。
鄭芝龍，小名一官，1604年出生於泉州府南安縣石井鄉的府吏家庭。1610年他到澳門投靠繼母之兄黃程，也曾受洗為天主教學徒，以Nicholas Gaspard 為教名，兩年後又到馬尼拉，西方文獻上他卻是以本名之譯音Iquam(Iquon)著稱。1623年，十八歲時仍放浪不羈，隨貿易船舶到日本平戶，娶了泉州同鄉翁翌皇之日本養女田川氏為妻。鄭一官在日本不但結識顏思齊，也成李旦的得力手下。 1624年略通葡、西語的鄭一官，到澎湖受僱為荷蘭人的通譯。荷蘭人在澎湖被明軍驅離轉據台灣後，鄭一官隨往，成李旦在台灣之代理人，並依附顏思齊，且在荷人支援下，去劫掠赴馬尼拉與西班牙人貿易的華商船隻。下海為盜後的鄭一官，越搞越大，竟不斷掠奪閩南、廣東沿海，也與其他盜商集團爭奪制海權。1628年，明廷集兵遼東對付滿人，無力對付海寇，鄭一官乃受福建巡撫熊文燦之招撫，受職為‘海防游擊’，改名芝龍。他由黑道漂白，得藉官府力量，名為平寇，實為消滅眾多海上競爭對手，當時橫行之李魁奇、鍾斌、楊六、楊七、劉香老等集團皆被討平。他還與臺灣的荷蘭人訂約通商，包攬對方所需華貨之供應，海船若無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船納三千金，歲入以千萬計，又在陸上廣置田地產。於是，鄭芝龍由海商豪富兼為官僚大地主，富甲全閩；官場得意，一路升到福建總兵，擁有三千餘船艇，十萬以上的武力。
鄭成功是鄭芝龍長子，1624年8月27日，其母田川氏出遊千里濱，不及回家分娩，即在海邊蒼松巨石邊臨盆，生子即名‘福松’，以為紀念。當地至今仍保留‘兒誕石’，成日本名勝古蹟。鄭福松幼年留居日本，六歲曾隨母居笨港，七歲時返鄉，在安平(晉江市安海鎮)上學，學名‘森’。鄭森在私塾學四書、五經，也練習武術，研讀孫武兵法。15歲童子試中秀才，成廩膳生(公費生)；18歲娶董氏為妻，次年生子鄭經。1644年，明祚亡，福王繼立於南京，年號弘光，開始了‘南明政權’。鄭森往南京國子監念書，並拜常熟名儒錢謙益為師，錢譽之為奇才，為取名‘大木’，希望能成國家棟梁。次年清兵渡江陷南京，福王被害，唐王即位於福州，改元隆武，需鄭家大力支持，於是鄭芝龍躍居輔佐，封平國公，加太師銜，其三弟芝鳳(鴻逵)亦受封定國公，四弟鄭芝豹為澄濟伯，鄭彩為永勝伯。1645年8月，鄭芝龍領大木謁隆武帝，帝見大木像貌堂堂，對答如流，喜而拍撫其肩背，恨無女兒相配，招為駙馬，遂勉以盡忠，並賜姓朱，改名‘成功’，這是鄭成功被稱為‘國姓爺’的由來。鄭成功的文職是宗人府宗正，軍職是御營中軍都督，統禁旅。次年他又獲晉封忠孝伯，賜尚方劍，掛招討大將軍印，鎮守閩贛邊境的大定、大安等關。
二、鄭成功的抗清
挾隆武帝自重的鄭芝龍，以其投機倒把之盜商性格，見江南殘明力量各自為戰，難以統合，認定大局已無可為，暗中接受清廷所派洪承疇、黃熙胤之勸降，欲換取浙、閩、粵三省之平南王爵位，遂盡撤水陸關隘兵防。1646年8 月，清兵順利越仙霞嶺進入福建，隆武帝倉促逃亡，在汀州遇害。儒生出身的鄭成功‘受國厚恩，義無反顧’，曾痛哭勸阻父親降清，反而被斥‘不識時務’ ， 一怒而與父親決裂。鄭芝龍投清後，遭挾至北京軟禁，所部棄甲解散；田川氏在南安安平鎮恐受清兵之辱而自殺，時年23歲的鄭成功，慟於國破家亡，決意舉兵抗清。12月初，鄭成功赴孔廟，焚儒服，率友好於安平誓師後入海，以‘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朱成功’名義號招各方。時鄭家族親多不降清，相繼入海，鄭鴻逵據金門，鄭彩、鄭聯佔廈門，鄭成功則在安平籌糧，到閩粵之交的南澳島招兵，於鼓浪嶼訓練水陸師。隆武蒙難後，桂王在廣東肇慶先稱‘監國’，繼而稱帝，建元‘永曆’，鄭成功遂遙奉永曆帝，改宗其年號；永曆帝亦對鄭成功由‘威遠侯’逐次加封至‘延平王’。1650年鄭成功襲殺鄭聯佔了廈門，次年逼走鄭鴻逵據有金門後，以金、廈為根據地，統合鄭家舊部，收服閩南沿海諸島，已兵分五軍，擁眾六萬。此後鄭軍突襲征戰閩南州縣，1652年曾圍攻漳州六月之久，造成城中數十萬人餓斃的慘劇。
為供應兵餉與爭戰之耗費，鄭成功須取給於‘泛海通洋’，他延續父親與在台灣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通商策略，利用清朝鎖國‘禁止片板下海’的機會，從事走私的三角貿易，而且生意擴及澳門、日本、巴達維亞、交阯、暹邏與其他東南亞地區。鄭成功也像其父一樣，向洋上的商舶強徵通行稅，西洋船(走南洋各國)抽三千兩，東洋船(走日本)小船五百兩，大船二千一百兩。在清朝禁海令之下，對洋人需求的貨品如絲綢、瓷器、珍玩等，他組織秘密商團，在杭州有金、木、水、火、土‘山路五商’ 去搜羅，在廈門則有仁、義、禮、智、信‘海路五商’，為之運販東西洋，而換取杉材、桐油、鐵器、火炮、糧食等。清廷於1656年4月大舉攻廈門，因圍頭海戰失敗，困不住鄭氏，乃更進一步頒布‘遷界令’，強令東南沿海各省距海濱30-50華里的居民內遷，堅壁清野，以斷私運，但金廈離岸咫尺，一時仍無法奏效。鄭成功雖以‘反清復明’號召，但1647-1659年間與清廷也曾六度謀求談判和解。清方欲以賜地封爵安撫之，鄭成功卻要求比照優遇其父之例，有全閩一省與廣東潮州、惠州二府，以及浙江溫州、台州、處州、寧波、紹興五府之地，供其屯兵籌糧，且比照‘朝鮮之例’不薙髮。延平王這求和過程，並未得到他所尊奉的永曆帝的授權，1658年春，清兵攻略雲南時，永曆帝諭鄭北伐江南以為牽制，還在和談的鄭成功也未‘奉詔‘，和議或許只是雙方一時緩兵之計，多次協談終竟未果。
鄭成功養銳待時十餘年，轉戰閩、浙、粵海，已擁有陸師72鎮、水師20鎮、船艦5000隻以上的實力，但能攻不能守，據地有限，久困金廈一隅，終非長久之計。1659年5月，趁魯王舊部張煌言起兵浙東反清，鄭成功即興師響應，率師17萬乘艦數千北伐，舟師直入長江，攻崇明島。6月鄭軍占瓜州渡，奪鎮江，圍南京，大江南北望風歸附者有4府3州20多縣，一時東南大震。清朝兩江總督郎廷佐在南京守城拒戰，鄭成功一念之仁，以為孤城絕援，不攻堅折耗兵力，而屯兵札營城下待降。7 月24日，清崇明鎮總兵梁化鳳率援軍突自後掩至，與傾巢而出的守城清兵內外夾擊，鄭軍大敗，於是盡棄江南之地，退回金廈。北伐重挫，鄭軍折損十之六七，糧械兩缺，已陷險境；1660年1月，鄭成功為長久之計，動念尋找安全後路，正欲遣提督黃廷、戶官鄭泰等率二鎮兵力攻取台灣，以安頓官兵家眷。未行，清將達素已率領滿漢鐵騎追兵南下，並調集江南浙粵水師，欲趁勝一舉全殲鄭軍。鄭成功水師6月中在金廈之戰雖勝，保住陣腳，但清廷採納鄭軍降將黃梧獻計，不時以小舟出擊環攻，使鄭軍疲於奔命。
三、鄭成功進攻台灣
自1646年清兵入閩，不願降清的明朝殘兵與流離難民，逃至台灣者日多，引起荷蘭殖民者的注意，大員附近漢人已逾萬人，當局頗疑他們有劫奪城堡地區為居地的可能。1650年鄭成功起兵金廈，轉佔閩南，其茁壯的艦隊，尤使荷蘭人惶恐，深怕其有攻打台灣的企圖。1652年9月，台灣發生的郭懷一率漢人謀反事件，荷蘭人即獲有鄭成功將於中秋節登陸打狗來援的不實傳聞，使殖民當局虛驚一場。荷蘭人欲避開鄭氏的轉手貿易，另闢與華南地方官直接通商的捷徑，1653年1月曾遣使赴廣州試探，平南王尚可喜與靖南王耿繼茂卻要他們徑往北京，向清帝稱臣納貢，可謂不得要領。此後發生荷人在澳門海面搶劫鄭船、在麻六甲舊港(巴鄰旁)干涉鄭船冒易的衝突，使鄭成功於1656年6月禁止一切華船往台灣與荷蘭人冒易。斷航使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大員的商館頓時蕭條，台灣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yet)只好在1957年3月，派曾為鄭芝龍舊部的通譯何斌，攜重禮至廈門向鄭家謝罪，鄭成功委任何斌在大員代理鄭家，向做台廈冒易的華商徵關稅，雙方終於恢復通商。
1659年2月，荷蘭人發現何斌暗中為鄭家在台灣收稅，且還擅增稅額之事，將他免職罰款，取銷其經手商貿與租佃最大頭人資格；而何斌還積欠東印度公司大批債款，因此也想攜眷落跑。時值鄭成功自江南敗回不久，何斌即利用荷蘭人遣其至廈門‘議貢’機會，將台灣大員地區港道、河汊、炮台、兵備狀況圖獻予鄭成功。而鄭氏潰軍也有流落至大員者，於是鄭師將於1660年3月底改襲台灣之傳言更盛。大員華人有為避戰火而驚恐欲逃返大陸者，也有希望鄭氏能逐走荷蘭人者，殖民當局則對有通敵內應之虞的漢人監管，收束兵力，嚴陣以待。鄭成功知荷蘭人有備，不惶東取台灣，而先破不善海戰的清朝追兵，穩住金廈，再詳思進退之道。儘管所率之眾大部份為漳泉之人，有眷念鄉土之情，且亦軍亦商，頗有私蓄的將士，亦難捨就近興販之故地，但在建構足夠的防禦縱深考慮下，鄭成功還是毅然決定東征台灣，以為長久之計。1661年4月22日，鄭成功先率一萬二千之眾，加上隨從與其他人員，共約二萬五千人，分乘三、四百艦隻，自料羅灣啟航，次日即抵澎湖，分駐各島，等候適當風信。由於官兵只配五天之糧，在澎湖各島又取給不足，儘管天候不良，4月29日，鄭成功只得冒著風雨未息之夜出征，所幸半夜天氣好轉，30日清晨安抵台灣外海沙汕。
荷蘭因鄭氏攻台傳聞愈盛，巴達維亞總督應台灣長官揆一之請，1660年7月曾派艦12艘載兵約600名來援。不過駐防許久，並無鄭軍動靜，以為又是謠傳而又他往，只留下戰艦二艘與運輸船一艘，配合大員原有快艇一隻，而熱蘭遮城有火藥四萬磅與守軍一千一百餘人而已，實力遠不如鄭軍。由於何斌所獻之圖能正確掌握海口形勢與荷蘭人佈防狀況，鄭軍不走熱蘭遮城旁較寬深、但砲火強盛的台江水道。與一鯤身相扼的北汕尾沙洲，與其北方隙子島之間另有鹿耳門水道可入台江，但平日水淺，只容小舟在沙隙水汊間穿行，荷軍並未在此設防。當日正值潮水大漲，鄭軍戰艦得以一擁而入，並有何斌在前指引水路，迂迴行進。鄭軍分兵佔北汕尾，主力則在普羅民遮城(赤崁)附近的禾寮港登岸，得到數千漢人接應。荷蘭率二百餘兵負責岸防的上尉黎英三(Joan van Aeldorp)，寡不敵眾敗走。鄭軍不去熱蘭遮城(台灣城)攻堅，而先圍困台江內海畔的普羅民遮城(赤崁樓)。5月1日，荷軍自陸水兩路反擊，陸戰以上尉拔鬼子(Thomas Pedel)率240兵攻北汕尾，下場是陣亡兵潰；海戰則以二艦一船一艇，在三鲲身水面配合熱城火炮阻擋鄭軍登岸，結果遭鄭方小火船圍攻炸沉其一，餘皆遁逃遠洋。也在這天，鄭成功送信予熱城的長官揆一及普城
代司令貓難實叮(Jacobus Valentijn),意謂台灣、澎湖居民自古以來為華人占耕之地，應由中國政府管轄，並謂其父鄭一官只是將此地借予荷人，現當收回。若願和平讓出，荷方生命財產將受保障，否則所有人將難以倖免。
四、荷蘭人敗降
初戰失利的荷蘭人雖同意和談，但只願付出一筆賠款，而鄭成功必須退出台灣；要不然荷蘭人可以讓出台灣本島，但必須准其繼續居住大員。鄭成功再表示無意奪取東印度公司財產，但要荷蘭人全數撤離，願和，荷方可得恩遇，人員、財物、軍火皆可由鄭船協運，安然撤回巴達維亞，但拒和而敗，則婦孺都難倖免，且公司將被求償。以不及三百人力困守普羅民遮城，遭鄭軍斷水、斷糧的貓難實叮，5月5日在鄭軍萬人圍城，將以火攻的要脅下，率眾出降。鄭成功寫信至熱蘭遮城向揆一長官說降，但揆一的答覆是荷方願傾其所有保住台灣，可先獻銀十萬兩，以後每年照例納貢，請鄭撤軍離台。此時熱城內有1733人，其中軍士870人，憑城堅炮利困守待援。鄭軍在5月26日開始對熱城炮擊，並以六、七千兵力至七鯤身迂迴北上包抄，但從大員市街西攻的鄭軍只有能衝撞的鐵丸彈，抵不住荷方能爆炸的開花榴彈，故付出死亡上千、傷者七、八百的慘重代價，於是改掘長壕，並用大型竹簍填以土石，製成叫做‘籧蒢’的可移動掩體，以圍困敵方待降。鄭成功為持久計，將大部份船艦遣返廈門運補，及分派各鎮至附近屯墾，並懷柔收服原住民部落，使之無法像郭懷一事件時那般受荷方驅策利用。5月30日鄭軍第二梯次六千人與配運糧餉、軍械抵達，7月間更自廈門搬來官將家眷及新募兵員四千六百名，使鄭成功在臺擁眾已逾三萬以上，遠超荷方全島不足三千人的實力。
巴達維亞總督自逃返艦隻聞鄭成功果然攻台訊息怒，7月5日派高雅各(Jacob Caeuw)率12艦載糧與725兵出援，8月13日抵大員增補，9月16日荷艦配合守軍發動海陸逆襲失敗，喪失二三百人，10月中北上淡水、基籠載軍南援的荷船遇風，轉往福州約靖南王耿繼茂、閩浙總督李率泰欲合攻台廈，而清方反要求荷方先助取廈門。荷清之盟使熱蘭遮城人心士氣大振，雖力有未殆，仍勉強自台抽調五船助清攻廈，以取清師來台援荷。不料高雅各所領船隊在澎湖被強風吹散，殘船徑回巴達維亞，熱城又陷於絕望。12月中，鄭軍從荷營降兵知悉城中缺糧，病亡相繼，援軍司令逃遁，人心極度恐慌的情況，鄭成功決定改圍為攻。1662年1月25日，鄭成功發動總攻擊，大軍東自大員市街、南從鯤身沙汕，北由北汕尾，三面進逼。鄭軍利用竹編的大籃填土石，製成極多所謂的‘籧篨’─ 大型的可移動掩體，以避荷軍的槍炮射擊，熱蘭遮城南方小丘上的烏特列支碉堡，經竟日砲轟後被鄭軍夷平而佔領。荷軍失去城外可為犄角的制高點，熱城內的部署完全暴露在鄭軍炮口下。1月27日，揆一長官經評議會同意，致信請降，希望有尊嚴地撤離。經四天往返交涉，2月1日，雙方在大員街市達成協議換文，荷方將公司財物、軍火、設施留下，私人動產與返航巴達維亞所需物品可以帶走。2月9日，荷蘭退出熱蘭遮城，率全島殘眾二千餘人分乘8船離去，結束了在台灣38年的統治。
五、鄭成功在台灣立足
鄭成功在1661年5月5日奪門下普羅民遮城，尚未攻打熱蘭遮城之際，就先修繕普城為住所，並以東印度公司庭園屋舍為接見臣僚將領之處。鄭氏暫先於普城設治，命楊朝棟為承天府尹，5月29日，正式宣布改赤崁地區為‘東都明京’，設一府二縣，府名‘承天’，任楊戎政為府尹，以新港溪(鹽水溪)為界，命莊文烈知天興縣事，轄北路之地；命祝敬知萬年縣事，轄南路之地。按‘東都明京’，一如鄭氏先曾改廈門為‘思明’般，不忘恢復明朝；‘承天府’，繼承天命也；天興縣乃承明隆武帝(唐王)改福州府為‘天興府’典故，設治於佳里興(佳里鎮北方)；萬年縣亦即永延明祚之意，設治於埤子頭(左營)。鄭成功還將熱蘭遮城與大員市街所在的頭鯤身，改名‘安平鎮’，以紀念其家鄉南安縣安平。6月14日鄭氏又宣布將建都於尚在圍困中的安平鎮，以設立文武各官衙門，並派歸降的荷蘭土地測量師分赴南北查度，以便分予官將領地，建立城鎮。
當日所頒墾殖令，還允宗室文武各官在駐所圈地立庄，永為世業，此自行募眾開墾之田，叫做‘文武官田’；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稱為‘私田’，鄭成功特別申明官兵‘不許混圈’，以保障原先漢人與原住民權益。仿古代‘兵農合一’制度，分派諸鎮兵屯墾自養之田，為‘營盤田’；原東印度公司放佃予漢人耕作之‘王田’，則改稱‘官田’，耕者成為‘官佃’，其生產工具嚴加列管，不許任意處分，且鄭成功因戰時嚴重缺糧，監管剝削相當嚴重，一時田租幾近收穫之半。鄭軍二萬五千餘眾，除戰場的損耗外，還有對新闢之地披荊斬棘的磨難之苦，加上糧食不足，水土不適，瘴癘橫行，病者十之八九的折騰。而清廷欲以‘遷界’斷鄭氏‘海陸五商’貨品通路，不顧沿海庶民生計，反倒使不願內遷、數萬流離無以為業者，紛逃鄭方，隨舟遷來台灣，開闢荒土，增強其拓墾實力。如是，不同於荷蘭人商貿之浮遊無根，漢人移民植基於土地經營的定居生根，是拓展成功的基礎，其定著性為此後外來政權無法拔除。
對曾歸附荷蘭人的原住民，鄭成功於攻下普羅民遮城後，即曾就近至各番社綏撫，賜以酒食。鄭氏的巡行只北及蚊港地區，一路受到‘土民男婦壺漿迎者塞道’的迎迓；不過1661年7月，鄭軍在中部地區的鎮官，因放縱管事凌削原住民，曾激起大肚番阿德狗讓的反抗，夜襲殺了一千四五百名兵士；8月中往討的三千鄭軍，竟被大肚三社聯合馬芝麟(鹿港)與中港(後龍)各社番殺退，只剩二百名逃歸。鄭軍恐其南下出援荷軍，改以重兵設伏誘戰，才擒殺阿德狗讓，而綏服餘社。1662年2月，荷蘭人撤離臺灣後，鄭成功再次親巡各社，賜予菸、布等收攬人心，此行還遠達他里霧(斗南)與半線(彰化)地區，應是鄭氏在臺灣所踏勘最北之處。當時台灣人口還是以原住民為主，稱為‘土民’或‘土番’，只能就‘番田’簡單種植，所穫甚少。由於漢人生產以農業為重，戶都事楊英即建議每社發犁、耙、鋤各一副，熟牛一頭，教以漢人耕藝、割穫之法，聚教群習，這與先前荷蘭殖民者在重商主義下，驅策原住民出獵，以獲鹿皮為商品的剝削，自是不同。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