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科普性質的文章，主要講述藏傳佛教的發展史。很多可能有疏漏的地方，還請多包涵與指教。
本文介紹的次序如下：第一，阿七（筆者）會暫時以時代劃分，再來以時序性的四個派別粗淺定義本文要談的藏傳佛教，為這篇文章制定範疇；接著，深入介紹幾個主要的藏傳佛教教派體系，簡略的讓讀者理解藏傳佛教內大致上的結構；最後，花較長篇幅介紹格魯派，並且以格魯派為什麼被清朝作為唯一選擇、廣被漢人接受作結。
本文原型是一篇大四時寫的論文，因為論點不集中，且論證品質頗差。因此，在之後稍作簡化、並且潤飾後形成這篇科普性質的文章。
一、藏傳佛教在本文的範疇
本文的藏傳佛教，主要指後弘期。
（圖：松贊干布）
松贊干布是西藏吐蕃王朝得以統一、形成的重要人物。他也為佛教種下了土壤，例如「效法上流」的政策，主動吸收當時其他民族（例如唐朝時期的漢族、國王為盎輸伐摩的尼泊爾等）的物質與精神文化。松贊干布在位期間，唐朝崇尚佛教，藏地因為文成公主的聯姻被攜入大量的佛教器物。[1]
藏傳佛教弘法有分兩時期，「前弘期」與「後弘期」，七世紀初葉松贊干布之後，739年天花流行，廣興佛教的金成公主病死後，開始發生本土宗教（本教）與佛教的爭端，此後針對禁佛或興佛的問題，「佛本之爭」開始，一直到九世紀有支持本教的達瑪（838-842在位）禁佛作為一衝擊性事件，在達瑪禁佛前都稱為「前弘期」。[2]前弘期的藏傳佛教因為與本教，也就是藏地的本土信仰太混雜，並不在後續的討論範疇中。
藏傳佛教有派別之分，起始在於在西元十一到十二世紀，此時期印度佛教徒受到伊斯蘭教蘇丹國的侵逼，大部分領土被佔領的情況下，高僧大量逃亡至西藏，推動西藏佛教發展。也因為投師不相同，見解上會有歧異，傳承跟系統都不一樣等因素，才有不同教派的產生。
此外，面對西藏的動盪割據，僧人在民眾間紮根，勢必要有方便當地民俗風情的法門，也就是地方化的過程中，區域性色彩就會加重。而地方勢力的高層與僧人成為互利關係，一方面地方勢力需要僧人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僧人需要地方勢力作為弘教資本，所以在元朝統一西藏前，所謂教派為「以一位或一批，有別於其他僧人教法的僧人或僧團為頭，與地方勢力結合的信仰圈」。西藏不同於中國大乘教派因為佛陀不同經典及教義分岐（類似中國天台的五時八教），也不像是印度當初因為戒律而分派，而是以時間先後、地點不同、傳承方式作為分別。[3]
要框定藏傳佛教，本次就以比較有勢力與歷史淵源的四個派別作為藏傳佛教的代表，個別是寧瑪、薩迦、噶擧、以及格魯，作為本次的範疇。
二、寧瑪、薩迦、噶擧、以及格魯的各自特色與歷史簡介
1. 寧瑪派
寧瑪派是「舊派」、「古派」的意思[4]，又因為穿著紅帽被稱為紅教[5]。既然前弘期寧瑪不列入本文範疇，筆者採用十一世紀三素爾弘教時期開始論述，也是在當時噶舉、薩迦等派興起時（噶丹派本文不提是篇幅因素），寧瑪派的「系統化時期」。
（圖：與濯浦巴）
三素爾分別是祖孫三人，素爾波且（1002-1062）、素爾穹喜饒札巴（1014-1074）、與濯浦巴（1074-1134）[6]。此派十六世紀晚期前都還是不穩定的寺院集團，直到十六世紀晚期，五世達賴喇嘛（格魯派）支持其建設了多吉札寺成為了寧瑪派主要的寺院。此派特色上對於密咒特別注重，最高境界為「大圓滿法」，根據冉光榮的說法，寧瑪派主張心體本質是遠離塵垢，把握心體便能把握修習[7]，而陳惠邦說明其與本教有多類似之處，又與禪宗之「明心見性」多有相似。
2. 薩迦派
（圖：薩迦寺）
藏語稱白色或無色為「薩」或「噶」，作為薩迦派代表的薩迦寺，本尊金剛有金、青、白三色，寺院牆壁也塗滿這三種顏色之線條，故被世俗又稱為花教，第二要介紹的就是此教派。薩迦派的寶王貢覺傑波（1034-1102），原本學習寧瑪派的教法，因為大量譯經出本，並因寧瑪派當時聲譽不振，所以貢覺傑波產生了整頓佛教的念頭。改跟隨卓彌譯師、釋迦耶歇等人學習新的密法（後弘期），並以卓彌所傳的「道果法」作為主教法[8]。
（圖：貢噶寧波）
貢噶寧波（1092-1158）（許明銀《西藏密教》一書則翻譯「慶喜藏」），在以下用薩欽（藏語為薩迦派大師之義）來稱呼他，薩欽是薩迦派初祖，隨著薩欽跟他的後代經營薩迦寺逐漸完整，薩迦派成為龐大的教派之一。傳到五祖八斯巴時，正好1260年忽必烈即位，薩迦派已成當時西藏最大武裝勢力[9]，忽必烈封八斯巴（1235-1280）為國師[10]。直至14世紀，薩迦派內部因為過於龐大開始敗壞，直到1345年薩迦寺被噶擧派占領後，就一蹶不振了。[11]前面提到卓彌傳了「道果法」為薩迦派教法，以下說一下道果法是什麼。
道果法主張與大小乘區別的「金剛乘」，主張即身成佛，主張男女性行為「悟空」與「入定」，稱「樂空雙運」。不過，到了後期對於男女雙修法開始有所克制。[12]
3. 噶擧派
藏語的「口傳」，中文音譯「噶擧」；「噶」是佛家的真言，「擧」是傳授。第三介紹的噶擧派，注重秘密口訣，以「師傅口傳，弟子心受」的傳授方法命名。其他稱呼上，像是「噶爾擧」，則是白傳的意思。而噶擧派又稱為「白教」，是因為祖師瑪爾巴學習印度穿著的白色裝束，後代子弟也按此習慣，以白色裝束為主。[13]噶擧派支派繁多，有「四大八小」，八小全屬於四大之一的「帕竹噶擧」，另外三個為「噶瑪噶擧」、「蔡巴噶擧」與「巴絨噶擧」，現在僅存噶瑪格擧、以及帕竹噶擧底下的「止共」、「達壟」、「主巴」[14]。
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轉世活佛系統乃噶擧派的創舉，而後為其他宗派所仿效。由法主或活佛圓寂日算起，尋找四十九天間有受胎的嬰孩[15]，噶瑪噶擧有分黑帽系（至今留存）與紅帽系（滅亡，而滅亡之歷史前後與本次的乾隆時期掛勾）。
（圖：現任黑帽活佛噶瑪巴·伍金赤列多吉）
最早建立黑帽系活佛以噶瑪拔希（1204-1283）為開始，藏人尊其為「朱欽（大成就者）」，是都松欽巴（1110-1193，噶瑪噶擧派初祖）以後的傳人[16]，噶瑪噶擧的噶瑪拔希圓寂時有明確的轉世預言，所以才說活佛系統為其建立的，雖然在許明銀《西藏密教》，筆者沒有查到解釋生成這系統的原因，冉光榮在《中國藏傳佛教史》卻對轉世活佛制度特別劃分了章節說明，並且認為是因為噶瑪噶擧派在當時元初沒有穩定的施主作為後盾（如前述，忽必烈支持的是薩迦派），所以必須要有強大的宗教影響力。
而傳承問題上，領導權的傳承不能再以家族傳承鞏固（因為沒有施主家族性的控制），而需要更加龐大的有效傳承體系。為了讓宗教與經濟都不至於潰散，他們在輪迴觀與師徒傳承基礎上創立活佛轉世制度[17]。噶擧派主要的修行顯密並修之「大手印法」，受印度「性力派」思想而主張男女和合，他們的瑜伽法門需要與女性配偶而完成「手印」，女性被稱為「手印母」。因此修行方法，受到廣大的僧俗抨擊。[18]
4. 格魯派
（圖：宗喀巴）
格魯派是創始於宗喀巴，宗喀巴於1385年受比丘戒後，學格擧、薩迦派密法，1388年，他改戴黃帽，此帽名「班霞」，原為印度「班智達」稱號者所穿戴款式。之前穿戴者皆以戒律聞名，改戴戒律祖師之帽，或許意味著他將改革該時代藏傳佛教戒律鬆弛之問題，之後他也確實開始了一代的宗教改革，將當時阿底峽尊者傳承的噶丹派，噶丹派當時教徒因為散亂，而相較簡單的收納後，以戒律之名繼續於1398年與帕竹噶擧聯合勢力，有「帕竹、格魯，教雖有異，心是一般」之評[19]，格魯派勢力逐漸擴大。
格魯派勢力發展從宗喀巴在世時1396-1397接續噶丹派被稱「新噶丹派」，至15世紀前葉前，基本上是蓬勃發展。直到格魯派的政治靠山（帕竹集團）發生「虎年大戰亂（1432）」，勢力開始轉弱，1481年，噶瑪噶擧的紅帽系轉第四世活佛卻札耶歇（1453-1524）擊敗帕竹集團，頓時格魯派失去了政治靠山[20]。之後格魯派的興起，得靠著蒙古、滿族作為靠山才得以興盛。
三、達賴喇嘛之轉世活佛系統確立──與蒙古勢力的糾葛
以東亞漢人文化圈的視角，元代藏傳佛教有前有薩迦派、後有噶瑪噶擧。明代相對於道教，對於藏傳佛教就沒有那麼重視了，況且明代將最大寶法王賜給噶瑪噶擧，意在與格魯派的後山帕竹噶擧抗衡，大乘法王封給已經衰落的薩迦派。而格魯派，則被封大慈法王；這相較之下對於格魯派來說，很難與噶瑪噶擧抗衡的，但北方的蒙古勢力，卻是可以跟明代的漢族相抗衡的。
（圖：俺答漢）
此時與西藏鄰近的（青海地區）的蒙古勢力一方，屬於強悍的蒙古人領袖俺答，因為佔領了藏北，那兒有藏人、蒙古人、維吾爾族人、漢族人、以及眾多混雜的民族，唯一的共通點就是都信仰藏傳佛教，於是俺答做為蒙古一方霸權代表，與索南嘉措作為格魯派代表，雙方於1578年相見。俺答被索南嘉措贈轉輪聖王稱號，而在此時，索南嘉措被贈號「達賴喇嘛」，於是從此他自號「第三世達賴喇嘛」，並將前兩世冠予他的前面的兩位格魯派宗教領袖。從此，達賴喇嘛轉世活佛制度確立。[21]
四、總結──格魯派的成功
自薩迦派於元朝失勢後，薩迦寺遭噶瑪噶擧佔領，之後的格魯派主要的競爭對手，就是噶瑪噶擧派了。寧瑪派基本上在政權上頂多被五世達賴喇嘛扶持，而後就沒有其他的、更多的政治延伸，三素爾時期終究是遙遠的過往了。薩迦派失勢跟噶瑪噶擧得勝，很大的原因在於噶瑪噶擧的轉世靈童制度，讓領導人得以有強大的教育資源、足夠的宗教資本，以及薩迦派本身已經失去了原先的菁英僧人，後繼失勢後才開始出現菁英，卻已遠離政壇。格魯派以戒律為主要的創建理念、又接收了噶擧派的轉世靈童制度，筆者認為才是格魯派興久不衰的理由，並且讓之後乾隆認可，廢除了噶瑪噶擧的紅帽派系。
格魯派宗教教育制度、組織、規範到了完備等級，僧尼的學習方式與程序也清楚嚴明[22]，也就是說，制度上的完整，使的格魯派得以發展，制度由戒律發展而來，而以戒律為核心的教派，宗喀巴對事事都明言規定的風格，正是讓外來者得以敬重的風範，在俺答與三世達賴喇嘛見面時，三世達賴喇嘛嚴守戒律、廢除以大量牲畜祭祀、夫葬妻隨的蒙古傳統，才得到當時眾多支持聲音。
[1] 冉光榮《中國藏傳佛教史》，文津出版，1996，p. 5-6
[2] 同上，p.7-24
[3] 同上，p.32-36
[4] 許明銀《西藏密教》，世樺，2010，p.62
[5] 陳惠邦〈藏傳佛教與寺院教育〉，新竹師院初等教育學報，2004，p.51
[6] 冉光榮《中國藏傳佛教史》，p.41
[7] 冉光榮《中國藏傳佛教史》，p. 43-46
[8] 冉光榮《中國藏傳佛教史》，p.59
[9] 冉光榮《中國藏傳佛教史》，p.61
[10] 冉光榮《中國藏傳佛教史》，p.63；許明銀《西藏密教》p.53
[11] 冉光榮《中國藏傳佛教史》，p.66
[12] 冉光榮《中國藏傳佛教史》，p.69-70
[13] 冉光榮《中國藏傳佛教史》，p.81
[14] 許明銀《西藏密教》，p.60
[15] 許明銀《西藏密教》，p.61-62
[16] 冉光榮《中國藏傳佛教史》，p. 85
[17] 冉光榮《中國藏傳佛教史》，p.105-110
[18] 冉光榮《中國藏傳佛教史》，p.110-111
[19] 冉光榮《中國藏傳佛教史》，p.115-121
[20] 冉光榮《中國藏傳佛教史》，P. 88, 125
[21] 牙氏《達賴喇嘛傳》，文殊出版，1986，P.27
[22] 陳惠邦〈藏傳佛教與寺院教育〉，p.53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