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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綱領-2

Mr.AP | 2023-09-02 23:54:28 | 巴幣 0 | 人氣 47

3.實現社會公正,建立團結互助的社會


體現團結互助的社會福利政策

  社會福利政策要使作為整個社會主導思想的團結互助精神發揮作用。因此,我們認為,它是一種社會結構政策,是全部政治行動的一個維度。
  團結互助並不能代替個人自身責任,它也不會忍受任何監護。團結互助的作用是通過提供幫助實現自助。工人運動經過幾代人的奮鬥建立了社會福利國家。我們將維護和發展它。
  在團結互助的共同體中,青年人為老年人、健康人為病人、健全人為殘疾人、就業者為失業者承擔責任。我們反對把抵禦基本生活風險變成一種純粹私人的事情。
  把社會福利政策僅僅局限於消除已經出現的傷害是不人道的,而且在財政上將很快無力承受。最有效的保護是通過預防來實現。社會福利政策不應只起修補作用,僅僅應付已經出現的問題,而應防患於未然。它應使生活條件和勞動條件符合人的尊嚴。旨在保護健康的生態政策、勞動人道化、克服失業、更公正地進行收入分配,是預防性社會福利政策的中心任務。
  我們要求提供數量足夠的有益於健康和價格低廉的、適合於家庭或單身需要的各種住宅。居住,如同工作和接受教育一樣,是一項基本權利。每個人都有權利要求符合人的尊嚴的住宅。必須以一種符合社會福利的租賃法對租房者給予持久、切實的保護。幫助那些不能憑自己力量滿足自身合理居住要求的人和在住宅市場上遭到拒絕的少數群體,這是國家和社會的任務。因此,建造社會福利住宅,同建造出租住宅和自有住宅一樣,始終是不可放棄的。

獲得社會保障的權利

  《基本法》關於社會福利國家的規定責成國家履行社會福利責任和實現社會公正的義務。
  社會福利國家的支柱包括:由國家擔保的社會保障和分享,可以訴諸法律的領取社會福利金的合法要求,獲得法律保障的僱員地位。
  人們是根據合法權利還是作為接受慈善捐贈而獲得社會福利金,它們在勞動關係中是屈從於雇主專制,還是完全像企業主那樣履行自己的合法權利和義務,這涉及到人的尊嚴。享受社會救濟的人不應受到歧視。
  社會保險必須是可靠的。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應彼此協調一致,使全部政策以基本法的社會福利國家規定為標準。

用改造社會福利取代削減福利

  社會福利政策也適用於質量優先於數量的原則。要想阻止削減社會福利,就必須推動它的改造。
  必須遏制贏利企圖,打破官僚主義的僵化。必須使社會福利接受者的利益能夠得到充分實現。
  社會保險在經歷了一個世紀之後衍生出眾多的分支機構。社會福利法種類繁多,很難讓人們一目了然。職業等級的劃分導致對相同情況不能一視同仁。我們要克服這種狀況。
  我們的目標是要實行這樣一種社會保險:
  ― 在情況相同的時候,對所有人同等對待,
  ― 對所有人都應要求按其實際財力承擔費用,
  ― 積極加強自我管理,
  ― 通過幫助實現自助,
  ― 消除對婦女的歧視,
  ― 促成家庭與職業之間的協調,
  ― 將獨立經營者納入保險體制,
  ― 保證殘疾人加入保險者行列。
  我們要建立一種與收入掛鉤的社會基本保障,它是對那種把個人繳納保險與享受福利相掛鉤的保險制度的補充,而不是取代。這一基本保障應能在人們年老、傷殘和失業時滿足他們的生活需求。社會基本保障應使社會救濟回歸到對於那些處於特殊困境的人提供資助,並簡化社會福利法。這種社會保障的附加費用應從稅收中籌措。
  我們將力求使養老金繼續得到保障。因為領取養老金者越來越多,繳納養老保險費的人越來越少,所增加的負擔必須在正在繳納保險費的人、退休者和國家之間合理分擔。不利的年齡結構對於特殊護理和補充護理也產生了不利影響。因此,必須逐步使幾種老年保險體制相互協調。所有人都必須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選擇合理安排養老金和勞動收入的比例。
  用資本和能源取代人的勞動的企業所繳納的社會保險費越來越少,而勞動密集型企業所繳納的社會保險費越來越多。我們希望,雇主繳納的社會福利保險費能夠以企業的效益、即創造的價值為依據。

衛生事業的改革

  我們謀求建立這樣一種醫療保險,它使投保者的利益優先於臨床醫生、牙醫、醫藥工業、康復藥品和輔助醫療手段的供應商、以及醫院經營者的利益。醫療保險機構必須做到維護投保者的權利,使它不致受供應商利益的侵犯,並且使投保者在疾病預防和享受價格低廉、富有成效的醫療方面得到更多的實惠。
  我們的衛生事業在防治傳染病、搶救重傷者、實行外科手術方面是極有成效的。但面對數量日增的患有慢性病、心理疾病和精神病的病人,卻常常一籌莫展。克服各種不良嗜好的危害是全社會的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在這一方面也應實行幫助先於懲罰。
  預防醫學和治療醫學必須保持同等重要地位。防病保健和衛生宣傳教育應作為中心任務。這些工作必須從幼兒園開始。對那些導致肉體和精神疾病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必須更好地進行研究,更強有力地加以改變。環境保護和勞動保護,住宅建設和適應自然的農業,必然會有助於保健預防。
  各種有效的醫療手段,包括自然療法,不得受到某種利益權勢的壓制。
  每個病人,不論其收人多少,都應得到符合醫學科學水平的治療。
  一切人都有權自由選擇醫生和治療方法,包括另類醫學[3]的醫生和治療方法。
  緊急救護醫學能夠拯救生命。但是如果它延長了死亡過程並使死者喪失尊嚴,它就成了問題。高效能的技術、器械醫療、化學療法不應排斥廉價便捷的治療方法。
  對疾病的社會和心理方面應給予更多的重視。對精神病患者和殘疾人不能推開不管,也不能以收容方式隔離起來。他們應在自己的特殊生活環境裡得到關心體貼、受到尊重、並儘可能與他人建立正常的社會關係。為此,必須在市鎮附近提供各種形式的門診和住院治療,並將二者結合起來。精神病患者和肉體疾病患者享有受到同等照顧的權利。應增加人員,改進康復機構,保障精神病患者得到與肉體疾病患者同等的護理。
  我們要使門診醫療優先於住院醫療。為此,需要建立一個盡可能面向市鎮的、由個體或集體診療所、保健中心、擴大的社會服務站、日間醫院和康復機構組成的網絡。
  在衛生事業上必須降低醫療費用,這不僅要求權力關係發生改變,也要求用人道主義精神理解疾病。問題的關鍵不是暫時消除病狀,恢復工作能力,而是要使病人健康起來。為此我們需要在醫生、病人和其他醫護人員之間建立起充分信任的伙伴關係。
  法定的醫療保險不允許投保者負擔超出醫療保險費以外的費用。

幫助實現自助

  我們要建立一個由獨立的人組成的社會,人們既對自己、也對別人承擔責任。我們要向那些力圖依靠自己力量、或與其他人共同處理自己問題的人提供幫助。因此,應當支持社會福利管理機構和自助機構建立新的合作形式。我們要鼓勵自助運動,並使它的思想和經驗為社會福利國家所利用。
  自助不會使大型團結互助團體或專業服務機構成為多餘。但是它能夠減輕它們的負擔,成為它們的補充,並使它們能夠能更靈活地適應新的需要。從自助意願出發,產生了諸如工人福利會等福利團體或教會慈善救濟工作,對此,我們予以讚賞和支持。

4.對生態和社會負責的經濟


  經濟應有助於實現共同富裕。應當對所有人提供充分的商品和服務,保障勞動權利,愛惜和保障自然的生存基礎。資本應當為人服務,而不是人為資本服務。
  在現代民主制的工業社會,出現了通過混合經濟提供產品和服務的情況,在這種混合經濟中,競爭與國家干預行動共同發揮作用。這種制度已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率的、原則上優越於一切形式的中央管理經濟。
  競爭制度的一個歷史的基本問題就是它同對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相聯繫,這種聯繫帶來了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導致失控的經濟權力以及對勞動、收入和財產的不公正分配。
  要對資本的經濟權力進行民主監督,就要求有一個具有行動能力的國家、強大的工會和參與決定。
  財產分配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斷擴大。要實現對收入、財產和時間的公正分配,就必須實現勞資協議自治,落實國家稅收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以及鼓勵職工購置資產。
  競爭制度不適於向人們提供公共商品和公共福利。提供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主要是國家的任務。
  競爭經濟由於無節制地消耗資源和失控的技術革新趨勢,導致了對原料的浪費和對自然生存基礎的破壞。國家必須抵禦各種對生態的危害,並且推廣有益於環境的產品和生產程序。
  如果能成功建立約束資本利益的框架條件,就可以在不損害效益能力的情況下引導競爭朝著有利於共同福利的方向發展。在西方工業國家,這可以通過國家調控、工會抗衡力量、決策分散化,以及通過也包括新社會運動在內的廣泛改革聯盟基礎上的社會共識來實現。

國際框架條件


緊密的國際聯繫

  國家規定的框架條件迄今為止幾乎僅在民族國家範圍內生效。然而,在這期間,資本主義經濟已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因此跨國康采恩能夠通過加重社會負擔獲得優勢,逃避應盡義務。
  大多數工業產品和大量服務業的競爭已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我們要在世界範圍的競賽中保護聯邦德國的機會,並且為發展中國家開闢新的機會。我們拒絕擴張性的出口方針。為了給我們的貿易夥伴、特別為發展中國家開闢新的機會,減少國際貿易的不平衡,我們必須加強國內經濟和開放本國市場。
  為了阻止各經濟空間的生產基地競爭導致世界範圍的壓低工資,以及勞動條件、社會福利和環保標準日益惡化,對生產的社會條件和生態條件作出在國際範圍內具有約束力的規定是十分必要的。
  資本和金融投資市場的國際化進一步削弱了民族國家調控資本主義經濟的能力。金融投機使匯率急劇波動,扭曲了國際競爭,並對工業基地造成威脅。市場的國際化使民族國家的利息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活動空間日益狹隘,使宏觀經濟政策失去作用。
  在民族國家的職權損失沒有得到國際規定彌補的時候,強者的權利就會得逞。所有國家的國民經濟都很容易遭受危機的傷害。因此,我們要通過國際協調合作和建立框架條件,恢復和擴大調控經濟的能力,民族國家的經濟政策並不會因此而免除責任。

公正而有效率的世界經濟秩序

  發展中國家比我們更加依賴世界經濟新秩序。它們備受屈辱地依附於地球北部的銀行、康采恩和政府。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展中國家也不得不對它們提出的種種條件惟命是從,在這裡,西方工業國家佔據絕對優勢。
  為了滿足債權國要求,債務國不得不採取破壞本國自然生存基礎和加重普遍貧困的措施。對熱帶雨林的開發,對山林地區破壞性砍伐以及水土流失,沙漠的擴大,這一切都對整個地球的氣候產生影響。
  因此,不能讓世界經濟聽任那些經濟上最有權勢和最肆無忌憚的人的擺佈,這是所有民族的共同利益所在。民族國家與國際的監督機制必須得到保證,在國際範圍活動的資本不能逃避它在社會福利和生態方面的責任以及納稅義務。
  我們主張制定旨在保護自然生存基礎的國際公約,其中包括保護森林現狀、大氣層和海洋系統的協定。必須保護南極周圍地區免遭因開發經濟而帶來的環境破壞。
  要使地球南部的發展既不因負債過重、也不因我們實行保護主義而被扼殺,這也是大家的利益所在。必須解除最窮困國家的債務,要部分地解除和限制其他國家的償債付息義務。南方國家必須能夠在不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護的情況下,共同就自身發展的優先步驟達成一致。免除債務時不得附帶提出使這些國家陷入社會貧困的條件。
  必須通過國際原料基金組織減少發展中國家對於原料價格波動的依賴性。越是鼓勵滿足自身需求的農業生產,就越能避免刺激過度生產。
  公正的世界貿易必須藉助有製裁能力的國際法規來保證。單方面地提供優惠條件可以使工業國家市場向發展中國家的成品商品開放,使發展中國家需要保護的年輕行業暫時得到保護。
  為了減少貨幣投機和有害的貨幣波動,一種民主監督的國際貨幣秩序是非常必需的。這種貨幣秩序可以使必要的降低利率以及國家的貨幣政策與預算政策之間的相互協調變得更加容易。
  只有通過南方社會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根本性改革,開闢通向持續發展的道路,防止重新債台高築和單方面的經濟依賴性,一個新的世界經濟秩序才能得到良性發展。
  沒有強大工會的密切國際協作,一個公正的世界經濟秩序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

作為區域聯合的歐洲共同體

  通過區域聯合將會促進建立一種公正的、具有民主合法性的世界經濟秩序。在一些國家把它們的力量和利益聯繫起來並協調一致的時候,它們也就為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經濟秩序奠定了基礎。
  歐洲共同體開闢了活動空間,提供了自我保護和對世界市場施加影響的機會。它必須融合為一個統一的經濟、貨幣和社會活動空間。
  歐洲共同體應當:
  ― 協調成員國的經濟政策,實現歐洲內部大市場.建立歐洲貨幣聯盟;
  ― 推行積極的就業政策,消除地區性的不平衡;
  ― 在共同體的貧、富成員國之間實行有效的財政平衡; ―
  將社會福利政策置於與經濟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
  ― 使各國具有典範意義的社會福利成就造福於整個共同體;
  ― 就業者和他們的工會都能實行參與決定; ―
  實現歐洲經濟民主,阻止經濟權力的過分集中;
  ― 在科學和研究中整體協調成員國的力量;
  ― 有效地幫助婦女;
  ― 通過稅收、收費和確定嚴格的有約束力的環境保護標準來促進生態革新; ― 通過共同體
  農業政策的改革保護自然生存基礎,確保消費者利益和農民農業;
  ― 通過促進區域文化的和民族文化,確保多樣化的歐洲文化認同。

民族責任

  聯邦共和國的經濟力量使它具有很大的民族活動空間。它對國際經濟決策的影響是巨大的。我們越是堅決地利用自己的民族活動空間進行生態和社會改革,我們就越能有力地影響國際決策。如果一味地等待歐洲或世界範圍的統一規定,最終將一無所獲。
  儘管我們的某些設想只能在歐洲範圍、甚至是在世界範圍內才會充分實現,但我們的行動必須從我們直接承擔責任的地方開始。

生態革新

  環境危機是世界範圍的。我們要在國內克服這一危機,並且要以此推動國際性緊迫間題的解決。必須把保護自然生存基礎作為國家目標寫入基本法。
  地球大氣層不斷遭到破壞,海洋受到污染,出現了可怕的氣候災難,森林死亡,地下水超量開採,環境污染造成疾病,以及大量動植物物種滅絕,這一切令人觸目驚心地表明,我們的自然生存基礎正遭受全面破壞。對我們的工業社會進行生態改造已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
  首先是工業國家使自然生存基礎的破壞日益嚴重。它們生產和消費的長期影響傷害了海洋,它們消滅了世界範圍的動植物種,並且破壞了地球大氣層。
  因此,工業國家應對世界範圍恢復自然生存基礎承擔主要責任,並為此承擔費用。它們必須率先對自身社會進行生態改造,並且停止對能源、原料和土地的浪費。它們必須使第三世界各國人民有能力為保護自然生存基礎做出自己的貢獻。
  即使在那些對人們沒有直接好處的地方,我們也有倫理道德上的責任愛惜大自然。保護環境、保護自然、保護動物是我們的團結互助社會觀的一部分。崇尚生命是我們政策的基本原則。保護自然必須成為一切政治領域的任務。
  凡是在生態方面不合理的事,就整個經濟而言也就是不合理的。生態並不是經濟的添加物,它是具有責任感的經濟行為的基礎。因此,解決緊迫的生態間題,也必須是企業經濟行為的原則。我們只能要求自然界在不受長期損害的情況下給我們提供必需品。我們必須生產和使用與自然界物質新陳代謝相適應的產品。對於我們經濟所進行的這種生態改造包括產品設計、生產過程、原料消費和已消耗原料的回收利用,以及物質新陳代謝過程的鏈接。這種生態改造要求人們從生態角度評價使用的原材料、聯繫和生產程序。它還包括一切形式的能源獲取和能量轉化。生態改造的重點必須是化學工業、交通業和農業。
  我們的環境不斷遭到破壞,導致世界範圍內社會不平等狀況日趨嚴重。因此,就更加需要從社會的角度規劃生態改造。
  生態改造具有明確的目標:
  ― 廢除損害環境的產品、生產和體系,代之以有益於環境的產品、生產和體系; ―
  為此加速必要的技術革新;
  ― 加強廢物利用;
  ― 有效地組織不可避免的廢物處理;
  ― 及時清理歷史遺留下來的環境破壞;
  ― 節約和愛護土地和耕地。
  如果不能節省地、合理地使用能源,就無法進行生態革新。我們要通過確定價目表、價格、捐稅、收費和環保標準使這件事成為經濟上必須要做的事情。我們鼓勵廢熱利用,電能與熱能的配合使用,鼓勵分散的,特別是地方的能源供應,而首先是開發那些可以再生利用的能源載體。它們在未來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我們必須幫助它們實現突破。在無法放棄使用本國煤炭的時候,必須採用有益於環境的技術。我們希望盡可能快地實現安全的、有益於環境的、不包括核能的能源供應。我們認為,核能經濟是一個歧途。
  由於傷害自然界的物質所佔比例日益增長,自然界的負擔和對人類健康的威脅也在日益增長。因此,生態改造也必須給化學政策指出新的方向。化學產品和生產方式必須適應物質新陳代謝。盡可能地減少風險必須成為化學研究、開發、生產和應用的最重要原則。對基因技術的利用也必須按照這一標準加以限制和控制。
  自然界以及我們城市所承受的交通負擔,已達到所能承受的極限。公路、鐵路、航空和內河航運的失控競爭導致重複投資、破壞自然風景和增加生態負擔。我們要開發出在經濟和生態方面同樣使人放心的交通載體。我們要使競爭條件朝著有利於減少能源消耗、保護生態的交通載體的方向發生變化。因此,在貨運和客運交通中,鐵路運輸必須居優先地位。
  在高速公路、州級公路和住宅區內實行的速度限制必定能夠減輕環境負擔和提高交通安全。
  地區建設規劃一定要迅速減少對自然風景區的損害,同時也要避免危害生態的佈局過密。修復、維護和改建應優先於新建。應鼓勵有益於環境的建築。不允許無條件擴大加重自然和環境負擔的、用於住宅和基礎設施的土地需求。發展城市內部和有節制地利用土地,必須作為具有生態意義的城市發展目標而居於優先地位,必要時應加強對土地和耕地所有者的社會義務的監督。
  必須使農戶從這樣一種經濟窘況中擺脫出來:因超量使用化學物質和外來能源而生產了大量滯銷的過剩農產品,既耗盡了地力,也污染了空氣和地下水。在土地利用和飼養動物方面既不值得、也無需實行集約化。農民的家庭經營也是一種符合生態的經營形式。我們將通過規定與耕地面積相適應的存欄牲畜最高限額來保護農民,使他們的利益不致因農工聯合企業大規模飼養牲畜而受到損害。
  一種有益於環境的農業經營可以實現有機循環過程,能夠以滿足動物要求的方式飼養牲畜並保持動植物種多樣性和保護風景,這樣的農業經營需要付出代價。應對農戶為我們的文化景觀做出的成績給予適當的報酬。只有這樣,才能成功地阻止農業工業化,並使農戶的經營形式作為一種對生態負責的農業基礎長期保存下去。我們的食品也將因此更加有益於健康和更加美味可口。
  我們希望盡可能地不用行政單一決策,而是通過建立政治框架條件來促進生態革新。必須使傷害生態付出更為昂貴的代價,使適應生態在經濟上獲得更多的好處。為了做到這一點,一方面要靠徵收捐稅和費用,另一方面要靠財政刺激。必須提高能源價格。
  同以往一樣,我們需要製定規則、禁令、限價和保留批准的權力。此外,我們需要對環境的承受能力進行檢查,需要一個更為嚴厲的環境破壞懲治法和新的實行舉證責任倒置[4]的責任法。我們主張實行集體上訴,加強環保專員的地位,以及擴大在健康和環境保護問題上的參與決定。
  環境保護要從地方開始。市鎮和縣必須成為生態改造的推動力。為此,要加強它們的財政支付能力。

進步、增長和結構

  並非任何增長都是進步。凡是能確保自然生存基礎、改善生活質量和勞動質量、減少依賴性和促進自決權、保護生命和健康、保障和平、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機會和未來機會、鼓勵創造性和主動性的經濟,都必須增長。凡是危害自然生命基礎、降低生活質量、毀壞未來機會的經濟,都應該縮減或完全取消。
  選擇增長領域的政策必須認真考慮人們的願望、需求、憂慮、不安和對未來的恐懼。這一政策必須改變生產的、分配製度的、法律的、文化的以及教育制度的結構。
  合理的結構變化不會自行產生。結構政策必須影響和調節結構轉變方向和速度,首先要實現以下目標:
  ― 對工業社會進行生態改造,
  ― 消除大規模失業,
  ― 改善勞資關係,
  ― 保持經濟效益能力,
  ― 在各地區創造同等的生活條件,
  ― 裁減軍備,把軍事生產轉換為民用商品生產。
  具有預見性的結構政策能夠改善生活質量和環境質量,發揮人的創造力和開闢未來前景。我們必須對結構轉變的不利後果從社會福利角度加以約束。
  為了使結構轉變有利於增進地區之間的機會均等,我們將在財政調撥手段之外,做到使所有結構計劃都必須促進薄弱地區的經濟實力和革新能力,創造有可靠前途的勞動崗位,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

作為政治任務的技術改造

  人們通過使用技術從根本上改變了自然界並創造了社會財富。然而,由此也破壞了自然界並使人類文明基礎受到威脅。因此,並非每項技術革新都是進步。
  技術能力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不斷擴大。然而,技術對社會的影響不是中性的。技術、科學和市場化日益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科學知識和技術知識的生產越來越多地轉移到跨國公司和跨國研究機構。由此造成的既成事實是,科技發展日益脫離社會影響。
  科學技術的發展既不是自發的,也不是不可改變的。它所提供的能力大大超過了現已實現的能力,無論如何都應對它進行選擇。關鍵在於依據什麼標準和誰的利益進行選擇。迄今為止優先考慮的是贏利企圖和軍事利益。因此,技術塑造就成了核心政治任務。
  我們不贊成讓人去適應技術,我們要的是一種符合人的尊嚴、符合社會福利準則和有益於環境的技術。
  技術革新是一切有活力的經濟不可缺少的,它應有助於推動生態革新和實行合理化,促進勞動人道化,保護基本權利和實現基本價值。它應提高勞動生產率,能夠縮短勞動時間,保證競爭能力,節省能源和原料,將人從異化勞動中解放出來,並促進對勞動過程進行合理的安排。
  技術的改造和應用必須保證能對失誤加以控制和糾正,並使我們的子孫後代能對錯誤的發展趨向加以糾正。我們要阻止那些可能會製造出無法估量的風險、而且無法進行民主控制的技術革新。由於在一國范圍內往往無法做到這一點,因此我們要求訂立促成互通信息和彼此監督的國際協議。
  在對新的、可能會帶來難以估計風險的開發研究進行資助時,必須同時從政治角度進行技術評定。在製定研究計劃階段,必須對技術發展和應用可能產生的後果進行評估。在這裡允許對研究計劃提出各種替代性方案,並提交公民對話進行討論。
  對於決定技術體系未來發展的重大措施進行決策,從而對經濟增長領域做出決策,這不是行政管理的任務,而是政治的任務。這些決策只能通過男女僱員的參與,並且像能源政策爭論所表明的那樣,只能作為公民對話的結果,以民主方式做出。在圍繞技術替代方案進行對話的時候,需要科學界的幫助。社會必須保障科學自由,科學界則有義務向社會報告他們的研究目標、研究成果及可能實現的應用。這些都要以加緊新技術後果研究為前提條件。
  首先應在議會中建立技術後果評估機構。諮詢委員會應使人們便於通盤了解研究課題情況,匯集信息並使人人都能獲取這些信息,還要指出機會、風險和替代選擇方案,並將自己的評估提供討論。我們要鼓勵關於技術體系的社會和生態後果研究。
  對於圍繞科技革新風險所進行的公開辯論來說,在議會中建立一個技術後果評估和技術評定機構是必要的開端,但還不夠。我們社會民主黨人要求擴大從事技術鑑定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機構,使它們網絡化,並使它們對公民對話實行開放。

經濟民主

  人的尊嚴和社會公正要求實現經濟民主化。
  經濟民主本身就是一個目標,因為它保證並完善了政治民主。它同時又是手段,借助這個手段可以:
  ― 向人們提供商品和服務,並且公正地分配社會財富, ―
  在這樣做時,從有益於社會的角度利用科學技術進步,
  ― 保障人們的勞動權利,
  ― 在一切生活領域實現民主、參與決定和自決,
  ― 保護自然生存基礎。
  經濟民主履行了基本法的要求:“財產負有義務。它的使用應同時服務於公眾福利”。
  在經濟民主中,社會目標優先於私人經濟資本增殖目標。不允許經濟權力或控制市場的公司預先給政治劃定行動框架,相反,必須通過民主合法的決策,從公共利益出發為經濟行動設定框架和目標。
  只有在民主決策優先於贏利企圖和經濟權力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形成對生態和社會負責任的經濟。
  經濟權力的表現形式是:
  ― 作為大公司的市場權力,它們以犧牲客戶、供貨廠家和競爭者利益來謀取自身利益; ―
  作為資本對於勞動過程中和勞動市場上的人所擁有的統治權;
  ― 作為使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的能力;
  ― 作為主要是大公司的通過投資政策影響整個經濟的結構與發展的能力。
  經濟民主有利於公共福利利益的貫徹實施,有利於對各種形式經濟權力的監督並組織經濟發展。它必須是開放的和形式多樣的;它將私人財產和公共財產、個人首創性和對公共事業的責任以及國家行動結合起來;將競爭和國家總體框架設定、企業自由和對權力的監督、參與決定和自我管理結合起來。經濟民主是使社會盡可能擺脫危機而發展的必要前提條件。經濟民主的任何一個內容都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價值和意義只能依據一個社會的和民主的經濟與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和目標來確定。
  我們要使一切人都擁有發言權和財產佔有權。這意味著職工和他們的工會在一切層次上擁有參與決定權,以及所有人都參與分享生產財富。

全社會的民主調控

  我們希望我們的經濟要按照質量標準發展。它首先應有利於充分就業,維持生態循環,並從而提高生活質量。對此必要的全社會調控必須從政治上進行決策和實施。
  由此產生了政治的、國家的和經濟的任務。這裡的問題不在於國家是否要對經濟施加影響,而僅僅在於它施加影響的目標和手段。
  它必須有預見性地規劃自己的行動,推動事物按照所希望的方向發展,避免明顯的錯誤趨向,並且使自己的計劃能夠不斷地得到修正。它應該貫徹實施在本國公民討論中形成的多數派政治意願。
  國家確定經濟發展的框架條件。它必須設法做到:將公眾負擔的社會福利成本和生態成本盡可能地納入企業的決策和成本計算之內。
  國家― 聯邦、州、市鎮和歐洲共同體― 對於自己和經濟有關的行為進行計劃。這包括年度預算,中期財政計劃,特殊專項計劃,地區發展計劃和相應的一系列措施。只要這些規劃是確有成效和切實可行的,就必須將它們綜合起來,形成跨地區的發展規劃。這些法定的框架條件和計劃是企業自主決策必須遵循的預先規定。
  無論民主調控,還是對各種計劃的協調,都需要改善信息手段和協調手段: ― 必須
  進一步擴大結構報告製度和預測;
  ― 對結構起決定作用的大企業應及時和定期地向國家和地方行政機構通報對經濟政策有重要意義的計劃和生產基地計劃;
  ― 經濟委員會和社會福利委員會應當享有從地方、州和聯邦各級議會、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門獲得信息以及向它們提供諮詢和倡議的權利。委員會的成員除了工會和雇主代表外,還應當包括消費者協會和環境組織推舉的代表。這樣的委員會能夠有助於明確表達公眾利益,使政治框架條件以及企業、國家和地區規劃之間的協調更加切合實際,更加靈活。

市場和調控

  在以民主方式確定的框架內,市場和競爭都是不可缺少的。市場能夠有效地協調大量紛繁龐雜的經濟決策。
  農業、工業、手工業、商業和服務業的公共企業和私營企業是我們經濟生活的基礎。
  經濟民主需要企業開創精神和效益。我們承認它們並且鼓勵它們。它們也必須在履行社會福利責任和生態責任方面接受檢驗。
  效率競爭有利於消費者和他們的自由消費選擇。市場是一種促成供需平衡的手段;如果將市場納人一個適當的總體框架內,它也是一種調控供給和需求的有效手段。它能告訴人們可能出現的經濟發展和結構發展的情況。然而,市場既不能創造充分就業,也不能實現公正分配或保護環境。
  盡可能開展競爭,必要時進行計劃!
  市場發揮作用的能力會被過分的集中化抵消。集中化會使中小企業喪失競爭能力,並且使國家民主合法調控手段的作用受到限制。因此我們支持企業的多樣化,尤其要加強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具有革新能力,並且能夠靈活地適應市場的多種多樣的需要。在克服地區結構缺陷方面,它們也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我們要加強中小企業。我們鼓勵建立新的中小企業。
  我們的經濟如果沒有大企業就不能維持。大企業的實力在於有能力長期從事研究與開發,合理進行生產。它們的威脅在於它們的這樣一種發展趨勢:通過擴大市場強權造成中小企業的依附性,自己卻不受政治框架條件的約束,甚至自己來確定這些框架條件。
  由於競爭可以對市場強權進行監督,我們要製定更為嚴格的競爭法。資本的統治權力必須受到強大工會的製約。應當發動盡可能廣泛的公眾輿論來抵制把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公眾輿論是社會監督的基礎。
  為了遏制銀行和保險公司對經濟基本決策的影響,我們要通過分散資本股份來限制它們對企業的權力。我們也要限制銀行在企業監事會中的席位以及它們根據代企業保管的股票而行使的表決權。
  不僅市場,而且國家也可能失靈,我們必須努力克服這兩種危險。
  我們致力於對國有經濟產業部門和不同形式的公共經濟進行改革。當權力製衡原則或公共經濟利益原則需要這種企業的時候,當公認合理的需求面臨私人積極性不足或過分巨大的風險時,國有企業和公共經濟企業是不可缺少的。由於這些企業不單純考慮贏利,它們往往能夠最佳地滿足社會公認的合理需求。但是,不允許把它們僅僅限制在那些不贏利企業和行業範圍內。
  我們特別感到有義務實現把團結互助的自助和民主自我管理結合起來的合作社思想。為了便於創立新的合作社,我們要改善經濟和法律的框架條件。
  在以其他手段無法保證建立一種符合對社會負責的經濟力量對比秩序時,在不能保證貫徹經濟發展的質量標準時,公共所有製是合適的和十分必要的。公共所有製在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秩序中不能要求自由發展的空間,它只能與現行秩序條件相適應。社會化必須既是民主的因素,同時也是經濟政策的手段。

男女僱員參與決定

  經濟民主要求男女僱員和他們的工會在進行經濟和社會決策時能以平等的權利參與並行使特定的共決權利,這包括: ― 在勞動崗位上,就完成工作、制定方案規劃,以及採用
  新技術或新的組織形式進行決策,
  ― 在企業中,對於勞動條件、勞動組織、勞動保護和健康保護、培訓教育和繼續教育,對於新技術的應用,對於產品和生產進行決策, ― 在所有
  大企業和康采恩中通過勞資雙方人數對等的代表機構和通過監事會的特定共決制度進行決策, ―
  經濟委員會和社會委員會進行跨企業的經濟決策,男女僱員利益、環境保護和消費者的要求都應提交給這些委員會,
  ― 通過歐洲範圍的共決對跨國公司的共決制度作出國際規定。
  經濟民主只有在實施一部行之有效的競爭法的基礎上,在拆散銀行和大企業的緊密關係的基礎上,以及在為了加強共決機構的監督權和決策權而改革企業法的基礎上,才能得到發展。在保持資本所有者和僱員雙方代表對等的情況下,監事會和決策機構的權力應進一步擴大,使它們有可能代表社會利益。
  勞資協議自治是實現經濟民主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為使勞資談判各方力量均衡,必須從法律上作出禁止解僱罷工者的規定。

僱員對生產性資產的參股

  男女僱員對生產性資產的參股也可以成為經濟民主的一個內容。僱員通過這種方式分享利潤,並且分享他們共同勞動而獲得的資本增長,但並不會因此減少必要投資的資金。這樣,職工和他們的代表機構就會對他們自己的生產資料擁有越來越大的支配權。
  我們主張確定一個法律框架,在這一框架內,勞資協議雙方能夠就設立促進僱員參與生產性資產的跨企業基金訂立協定。

土地法

  土地和耕地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我們生活的重要基礎。它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如食品、住房和休養生息等。土地和耕地不能重新更換,也不會增多。因此土地成了財產投資和投機活動的對象。
  我們需要有一個能夠在市鎮和地區的空間規劃中貫徹生態目標和社會福利目標的土地法。這一法律首先適用於住宅建築和住宅區改造。為此,我們需要:
  ― 制定一個更為簡明的沒收法和賠償法,
  ― 確定一種限定價格的市鎮優先購買權,
  ― 對因區域規劃而增值的土地,地方當局應向土地所有者徵收部分費用,
  ― 確定土地增值稅,
  ― 在使用地產時實行繼承建築權優先。

消費者參與協作

  經濟民主必須使消費者的以下權利得以實現:
  ― 保護健康,
  ― 受到保護以避免經濟損失,
  ― 賠償損失的權利,
  ― 獲取信息的權利,
  ― 通過代表維護自身權益的權利,
  ― 擁有一個健康環境的權利。

國家財政

  國家財政是經濟調控的一個重要手段。稅收和收費、預算計劃和財政激勵,國家訂貨和投資、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都必須相互協調,以使它們服務於設定的政治目標。
  只有富人才能承受窮的國家。[5]為了大家的利益,國家不斷增加新的任務,因此即使在採取最嚴格的經濟措施和節約措施的情況下,今後也很難減輕總的稅收負擔。我們要取消那些已不再確實需要的開支。
  國家提供資助資金必須同時提出目標明確的條件並進行相應有效的效果監督。
  國家投資必須改善我們的基礎設施,為生態革新做好準備,創造就業崗位和使所有地區都獲得更高的生活質量。此外,還應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財政政策必須承擔解決就業問題的責任。在經濟衰退的時候,不得縮減開支。持續穩定的開支,即使需要藉貸,也必然會穩定經濟發展。要削減那些對於整個社會來說並非公平合理的補貼。
  在重要增長領域,完全或者主要通過貸款籌資的國家投資計劃可以緩解短期的經濟滑坡、推動生態革新和創造就業崗位。全面和長期的就業計劃和投資基金只適用於具有結構意義的、準確界定的生態或者社會福利目標,必須主要通過向非投資利潤或者向高收入徵稅的辦法為上述計劃和基金籌集資金,為此進行的法律調整應當同稅法改革一起鼓勵將利潤用於有意義的投資,阻止將利潤用於投機活動。
  稅收法需要徹底改革。為了更公正地分配收入,我們主張對最低限度生活的收入實行免稅,減輕中低收入的稅收負擔,用子女補貼費取代子女免稅金額。取消不合理的稅收補貼。對用於再投資的利潤的徵稅要明顯優惠於提走的利潤。對於金融投資收入在稅收方面不應比勞動收入更加優待。
  此外,稅收法必須成為生態革新的手段。我們要對那些污染環境的產品加重徵稅,首先是擴大能源稅徵收範圍並逐步提高稅率,與此同時,減少對於勞動收入的徵稅。

5.國家和社會中的民主


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

  我們為民主而鬥爭,它必須成為普遍的生活方式。因為只有實現民主才能體現對人的尊嚴和人自身承擔責任的尊重。
  民主是自由的生活方式。只有當人們願意並且能夠承擔責任時,自由才會存在。在國家和社會中,任何人不得被排斥在民主參與之外,或者說,不得通過社會限制阻止他們的民主參與。
  民主從社會和社會政治文化中汲取自己生命力。經濟權力或新聞媒體權力的過分集中,統治術[6]在私人或國家手中的積累,都會使民主受到威脅。

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建立在它的全體男女公民享有同等權利和義務的基礎之上。作為公民自由權利和參與權利的基本權利是預先為國家規定的,它們為一個受價值觀念約束的共同秩序奠定了基礎。保障和維護基本權利,使它們免受威脅,這是民主國家最重要的任務。
  國家應當在社會和經濟中實現民主和社會公正,為此應保證決策過程必要的公開性。但是,國家並不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如果對國家要求過高,就會導致急劇膨脹的官僚機構,這些機構效率下降,既不受任何監督,財政上也無法維持。我們反對社會的國家化。
  當個人或團體自身無力承擔社會所要求的義務,或者為公共福利所必需的服務以其他方式無法提供的時候,國家就必須承擔義務。輔助性原則,小單位優先於大單位的原則[7],只要運用適當,就能夠限制權力,鼓勵社會參與。

法律與政治

  法治國家以法律制約所有行使權力的行為。遵循民主憲法、三權分立、權力相互監督,也就使國家建立法律秩序和行使暴力壟斷的職權和義務合法化。法治國家不僅會由於個別公民違犯法律、而且也會由於國家濫用權力而受到損害。
  現代信息技術使官僚機構的影響不斷加強。就此而言,如果法治國家得不到保障和擴大,民主化也就無法實現。
  我們承認我們是服從法律的,即使在拒絕批准一項法律的時候也是如此。為了能夠修改法律,我們為議會多數而鬥爭。價值評估和對比衡量原則也屬於法治範疇。為了實施和保護高位法律,必須經過負責任的價值評估使低位法律退居次要地位。就此而言,並非每一項違背法律的做法都觸犯了法治,相反,通過運用高位法恰恰可以證明自己行為的合法性。

民主和公開性

  民主依賴公開性原則而生存。國家和行政管理部門,必須有透明度,對公民則不能提出這種要求。公民必須監督國家,而不是國家監督公民。
  所有人都必須享有獲得信息的權利。對於涉及公共事業或者公民自身的事務,男女公民必須要洞悉內情並能夠做出判斷。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監督以他們名義行使的國家權力。因此,只要數據保護和理由充足的保密工作不會因此受到利益損害,就應該對於公民查看檔案和使用國家數據庫的合法要求作出法律規定。
  對於自身數據的處理實行自決是一種基本權利。因此.蒐集數據工作必須置於社會監督之下,必須不斷改善對於官方機構和私人機構所掌握的涉及個人數據的保護。數據收集和它的網絡化必須限制在極端必需的範疇內。
  新聞自由和廣播自由也需要內心思想自由。我們要確保公民自由發表意見、遊行示威、結社和集會的權利。

多層次的國家結構

  日常生活、共同生活,以及男女公民對公共事業的認同主要取決於市鎮的行動。因此,我們要加強和擴大基本法所保障的市鎮自治。強有力的市鎮自治需要在政治領導和監督下的現代管理。國家在社會總產值中所佔的份額要根據分派給它的任務來確定。國家收入必須隨著任務的發展而發展,國家收入分配給地方政權的份額也是如此。因此,我們拒絕在沒有相應資金籌措規定的情況下給市鎮分派任務。市鎮的財政籌措能力必須改善。它們必須能夠對於自己的預算收入獨立自主地進行決策。不能用財政平衡取代獨立的地方稅收。必須擴大憲法所規定的市鎮機構的活動空間。在進行涉及市鎮的決策時,必須在法律上保證它們參與決定的機會。
  聯邦制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它限制了國家權力,促進了與公民的接近和地區的多樣化。憲法規定的聯邦、州、市鎮所擁有的行動自由和財政自由必須得到保障。聯邦制也必須成為塑造歐洲共同體的原則。通過各民族國家所進行的跨越國界的區域合作,各種成熟的傳統將能使面向未來的行動取得豐碩成果。
  我們要把歐洲共同體進一步發展為歐洲合眾國。按照《基本法》第24 條的規定,把國家主權轉交給歐洲共同體,將會使傳統的國家結構得到補充。共同體的男女公民應能參與共同體的決策。歐洲共同體必須由一個經濟共同體變成一個公民的歐洲,在其中,國籍只起次要的作用。我們的目標是,制定一部將民主與法治國家及社會福利國家原則結合起來的共同體憲法。

議會民主和多數原則

  我們宣布承認議會民主。
  在議會民主制中,自由選舉賦予受到監督的、有一定期限的政治權力。
  多數派的權力需要自我約束。多數派必須同自己的批評者保持長期對話,包括議會外的對話。多數派也會犯錯誤,因此,多數派的決策必須是能夠收回的,特別是當觸及到生存基礎和危及未來世代幸福的時候。必須使後代人能夠對於自己的生活環境自主地做出決策。
  議會民主並沒有減少和取代男女公民的責任。因此,我們要擴大公民參與,更有效地實施請願權利。在市鎮、州和聯邦所進行的全民公決和全民決策應在法律規定的界限內對議會決策進行補充。憲法對多數派權力的限制也適用於公民直接參與。
  應當加強議會和議員在政治意向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所以,議員必須在政府提供的信息面前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他們應公開自己的經濟聯繫。婦女和男子應根據在居民人口中所佔比例在議會中各自保持相應數量的席位。
  如果沒有那些使民主的意向形成不斷成為可能的政黨,議會民主是無法設想的。為了實現有效的公民政治參與,需要黨內民主和黨內意向形成過程的透明度。政黨的意向形成、政黨行為和政黨組織必須與我們的基本改革目標相一致,並能滿足關於擴大公民參與決定權的新的社會要求。
  公民倡議組織和社會運動反映了一種新的公民意識,它們的出現使民主的意向形成過程更為活躍。它們經常僅僅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它們迫使人們對於一些重要題目進行辯論,新形式的政治意向形成使我們的民主充滿活力,並且豐富了我們的政治文化。它們能夠並且應該不斷向政黨提出挑戰,但不能取代政黨。
  社會團體是各種社會利益的合法體現。當它們以共同幸福為目標的時候,我們尋求同它們合作。當它們不顧一切地謀取局部利益的時候,我們要對它們進行抵制。

工會

  沒有自由工會就沒有民主。共同的歷史和共同的目標將我們與工會聯繫在一起。工會自主確定自己的任務。我們認為,工會的自由活動是不可侵犯的。只要涉及僱員利益,工會就應參與社會和政治任務的完成。我們尊重它們在黨派政治上的獨立性。
  我們支持工會關於僱員公平分享自己勞動所得的要求,參與決定經濟決策的要求,以及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要求。在經濟和社會民主化方面中我們對工會寄予厚望。
  我們支持和維護從痛苦經驗中成長起來的統一工會,並把它作為聯邦德國的一項最重要的成就加以維護。
  勞資協議自治是民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將維護它,使它不受任何侵犯。保障並加強僱員法律地位的勞資協定需要具有罷工能力的強大工會。組織自由和罷工權利是不能放棄的。
  我們敦促在企業和管理部門中的社會民主黨僱員積極參與工會工作。

教會和宗教團體

  社會民主黨承認基本法賦予教會和宗教團體的特殊意義和法律地位。在宣講佈道、靈魂幫助[8]和舉行祭祀方面,教會和宗教團體是獨立的,不屈從於國家施加的任何影響。
  我們維護思想、良知、信仰和宣講佈道的自由,如果教會和宗教團體、教會小組和個別教徒通過批評、建議和實際參與致力於對社會政治生活改造施加影響,並因此接受公眾批評,我們將採取歡迎態度。我們認為這是對於社會政治對話所做的一種重大貢獻,在這種對話中,必須保證對持有不同思想的人採取寬容和尊重的態度。因此,社會民主黨人也是自願尋求對話的,凡是在我們與教會、宗教團體和教會小組雙方認為存在共同任務的地方,都要進行合作。
  不信仰宗教的人不得受到歧視。普遍生效的僱員權利也必須在各種教會、宗教團體和世界觀團體的機構中得到保障。

貼近民眾的行政管理

  我們需要一種貼近民眾的和有效能的行政管理。這種行政管理必須擺脫專制國家的傳統,在所有層面都是透明的,能夠受到監督的。這種行政管理不應使公民喪失進行自助、承擔責任和積極參與的勇氣,而應鼓勵他們這樣做。
  我們主張在行政管理機關編制計劃的時候公民應更早、更全面地進行參與。司法機關對於反對行政管理機關決策的行為所提供的法律保護必須得到保障,並且應通過實行集體起訴擴大這種法律保護。凡是感到自己受到決策弊端傷害的人,都應能夠向一名專門調查社會弊端或負責聽取民眾意見的官員求助。
  對於公共服務部門就業人員的法律關係應統一做出規定。其中包括人事代表權,罷工權也應包括在內。對於忠於憲法的要求必須依據基本法的自由精神來進行解釋。我們要摒棄反極端分子法的思想和實踐。

法律和司法

  在民主法治國家中,一切權力都要用法律證明自己的合法性並受到法律制約。法律判決應有助於實現社會公正的要求。我們要運用法律來實現我們的基本價值觀念,特別要用於保護弱者和維護自然生存基礎。
  法院必須對所有人一視同仁,我們希望處於辯護時期的男女公民的權利能夠得到重視。法院的判決具有約束力。參加審判的人必須保持獨立性。應加強男女陪審員參與審判的機會。聯邦和州的憲法法院以及聯邦最高法院和州最高法院的男女法官,必須在程序透明的公開聽證會之後,由聯邦議院和聯邦參議院或州議會的民主合法機構以特定多數選舉產生。
  警察機關在執行保護男女公民、追究犯罪行為和保障法治國家的任務時,需要公民和國家機關的幫助和批評。不得依靠警察解決政治衝突。
  刑法和執行判決也是為維護我們的法治國家秩序服務的。它們的目標是,保護公民和團體,使犯法者重新回歸社會,而不是進行報復。對犯罪行為的受害者必須給予特殊的社會照顧。

聯邦德國的改革政策

  基本法提出了建議和任務,在它的基礎上,我們同其他政黨一起在競爭中建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我們感到自己對這個國家負有責任。就此而言,它是我們的共和國。它有許多缺陷。因此,我們希望它的現實情況接近於憲法規範。我們把民主社會主義帶進了這個共和國,為的是使它能夠成為憲法規定的那樣:一個民主的社會福利國家。為此,需要持久不斷的改革。我們是改革的政黨。
  改革工作經常以小步進行。對我們來說,辨清方向比步子大小更為重要。
  改革工作必須克服強大的特殊利益的反抗。它不僅是政府、議會和政黨的任務。重大的改革只有通過公民對話獲得多數人積極支持才能取得成功。

政治文化

  沒有爭論的政治是無法想像的。我們的爭論方式必須體現出我們為之爭論的目標。即使是在爭奪政權的鬥爭中,也不能為了神聖目標而不擇手段。
  沒有基本共識的爭論會導致思想領域的內戰。我們贊同與那些承認憲法的基本權利和基本規則的社會力量達成基本共識。在各種形式的爭論中,這種共識應是清晰可見的。
  如果未來構想與現實的矛盾之間不存在差距,政治文化就會變得十分虛弱。只有當千百萬俱有自我意識的男女公民在未來構想中看到自己的希望,這種未來設計才會有效地發揮作用。
  只有當人們能夠負責地參與設計和體驗政治,能夠不受約束地將自己的設想引入政治的時候,才能釋放出團結互助社會的政治文化所需要的那種力量。只有這樣,政治才能擺脫被動執行客觀強制的狀況,採取必要的行動,實現生活所需要的改革。


Ⅴ.我們通向未來的道路


  希望不是通過排除危害,而是在公開對話的啟示中產生的。
  改革政策建立在希望基礎之上。在甚至那些值得保留的事物也只有通過改革才能拯救的時候,改革工作就成了惟一負責任的政策。
  我們的未來構想是:建議成立一個新老社會運動的改革聯盟。這個聯盟的核心仍舊是與工會合作。但是,它也必須包括一切通過日常生活體驗、或者通過積極投身新社會運動而堅信有必要進行深刻改革的人。
  我們需要一個包括盡可能多的團體和力量的廣泛的改革聯盟。這是因為我們必須戰勝這樣一些人的反抗:他們將一切有利於自己盈利企圖、有利於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權力的事情統統宣佈為進步。只有許多人形成共同意願,並且大力宣傳各種特殊利益如何損害公眾幸福,才有助於抵制少數人的權力優勢。
  我們並不許諾在地球上建立一個天堂。但是我們能夠共同抵禦危險,減少風險,一種新的、更加美好的製度包括: ― 一個眾多
  民族的民主共同體,它將為地球繁榮昌盛的未來承擔共同責任,
  ― 一個擺脫了戰爭和軍備競賽的瘋狂、不以武力解決衝突、而是把自己的力量用於保護自然界和消除飢餓的人類, ―
  一個公正分配收入,擴大僱員在生產性資本中的股份,始終具有可靠的社會保障的社會,
  ―一種在生態和社會領域進行革新的經濟,它節約地使用有益於自然的能源,消除核時代遺留下來的負擔, ― 這樣一個社會,它在降低經濟增長率、減少職業勞動和增加個人勞動
  的情況下,提高社會富裕程度,通過更加健康的環境、更少的恐懼、更人道的勞動世界和更多的個人支配時間來改善社會的生活質量, ― 一個使所有人都能從事符合人尊嚴
  的工作的社會,它在兩性之間公正地分配職業勞動和家務與家庭勞動,促進勞動中的參與決定和自決,
  ― 一個在婦女與男子、青年人與老年人、德國人與外國人之間實現了平等與團結互助的社會, ― 一個所有公民在涉及自己利益時能夠權利平等地作出決策並能貫徹實施的
  社會。
  我們的綱領只能在批評性的對話中實現。我們呼籲一切願意在這方面給予我們幫助的人,用他們的合作、他們的聲援、他們的批評和他們的想像力來激勵和加強德國社會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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