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中華街)
本篇所介紹的新地中華街與唐人屋敷，都是江戶時代長崎的華商貿易所留下的歷史遺跡。江戶時期中國是日本最重要的貿易往來者，幕府為了管理中國商人，比照荷蘭的出島建造唐人屋敷。新地中華街在江戶時期本來只是作為倉庫的人工島，幕末開港後華商由唐人屋敷陸續轉移到新地，新地成為長崎華人的主要聚集處，直到今日。
江戶時期中國貿易體制的形成
日本與中國往來自古頻繁，到了室町幕府時代，也就是中國明朝成立的時候，由於走私貿易並有武裝勢力的倭寇盛行，因此中日雙方政府訂定條約，採取「勘合貿易」這官方許可的貿易形式，這樣的貿易使得幕府獲利盛豐。後來明朝逐漸衰落，日本也進入戰國時代，雙方政局混亂的結果使得倭寇再度猖獗。明朝為了防止倭寇因而封鎖貿易，但反而使海上的走私貿易更為橫行，鄭芝龍與鄭成功父子便是當時海上貿易的龍頭之一，這時歐洲各國船隻也相繼前來貿易與傳教，因此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形成各國競爭東亞貿易的海權時代。
江戶幕府成立後，本來也期待重新開啟中國官方貿易，但當時明朝的海上封鎖仍在，與中國貿易仍以私人貿易為主。江戶時代初期幕府對於海上貿易還算積極，甚至利用「朱印船」制度來獎勵商人至海外貿易，但隨者封建體制形成，銀銅因為貿易大量外流，及幕府對天主教禁教等影響，到了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時便頒布多次鎖國令，禁止日本人前往海外經商，並將對外貿易港口限制在長崎一處，因此中日貿易限制在長崎的體制就此形成。
(18世紀後半的唐人屋敷)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唐人屋敷與新地的形成
比起對荷蘭貿易的管制，長崎的中國貿易管制還算寬鬆，當初並沒有像荷蘭出島一樣限制商人住居。後來幕府開始限制中國貿易船數量，導致無法貿易的中國船隻在海上與長崎居民從事走私，加上中國船上出現天主教書籍，因此幕府也開始比照荷蘭出島，將中國商人與一般長崎市民隔絕，於1690年建造了「唐人屋敷」，比照出島成為中國商人的居住地。
由於中國商人人數比荷蘭大很多，因此唐人屋敷面積是出島的2倍以上。依據18世紀後半的唐人屋敷圖，屋敷出入口只有一個「大門」，進去有一個小型的廣場，其中有配置「檢使」、「乙名」、翻譯等職員辦公室、警衛所、倉庫、牢房等。門口戒備與荷蘭出島一樣森嚴，禁止隨意進出，不過跟荷蘭人一樣，中國人也有女子陪伴需求，因此「遊女」這藝妓除外。
(舊唐人屋敷中國住宅大門，位於興福寺內)
唐人屋敷的「二之門」進去之後，便是中國商人的居住地，由18世紀後半的唐人屋敷圖可看出，居住地的房屋全是中國式住宅，這是在奉行的許可之下。目前興福寺留存一個唐人屋敷住宅的大門，不但是中國樣式，甚至木材也是從中國運來。另外圖中可看到「土地神」、「天后宮」等堂宇，也就是現在的「土神堂」與「天后堂」。
(1802年「長崎細見圖」，可看到「新地」的人工島)
(資料來源：轉載自《新長崎市史第二卷近世編》)
江戶時代中國貿易的設施除了唐人屋敷外還有「新地」，主要是因為1698年長崎市區發生大火，將許多中國船隻與倉庫付之一炬，使得中國商人損失慘重，因此1702年建造了「新地」這人工島來存放貨物，進出也受到管制。新地本來只存放中國貿易貨物，但後來貿易緊縮而使貨物減少後，也開始存放稻米等其他貨物，直到江戶時期結束。
長崎奉行為了管理中國貿易事務，委由長崎市民組成眾多的「地役人」來協助，最高階層為世襲制的「町年寄」，實際貿易事務的領導人稱為「乙名」，大多時期有3-4名，另外有「組頭」、「筆者」等職員輔佐乙名從事業務。中國貿易事務相關者還有「唐通事」，也就是中國語的翻譯，由於中國商人較多，因此中國語翻譯人數也比荷蘭語翻譯多，職權也有細分化，例如有大通事、小通事等級。與荷蘭語不同的是，中國語翻譯幾乎都是中國人的後代，後來有些歸化成日本人。
(中國商船圖)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江戶時期中國商館的貿易
由於日中貿易關係密切，中國貿易的數量自然大於荷蘭，尤其初期尚未鎖國前相當繁榮，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的船隊尤其活躍。但隨者日本進入鎖國，為了擔心銀、銅金屬外流，因此逐漸緊縮貿易數量。1689年中國入港船隻限制在70艘，1715年頒布的「正德新例」限制到30艘，1791年後更限制到只有10艘。由於貿易數量減少，唐人屋敷內的商人也隨者時間減少。
(興福寺內的天后堂)
當中國船隻入港時，會派出2位「檢使」來檢查出港地與船員，由中國語翻譯來詢問船員是否攜帶違禁品前來，之後搬運貨物下船，船隻則由專人保管。船員會被要求腳踏耶穌或聖母瑪利亞像的「踏繪」，檢查有無信仰天主教，另外當時中國船隻都會攜帶媽祖像，下船時會把媽祖像寄放在天后堂中。回程時會計算中國商人在長崎的費用，並嚴厲檢查船員的行李，再把媽祖像上船。
江戶時代初期中國貿易品與荷蘭類似，主要輸入品為蠶絲與絲織品，後來為砂糖，輸出品為銀、銅等金屬，另外中期以後主要輸入品還包含藥材與書籍，輸出品還俗稱「俵物」的海產品，主要是因為幕府期望透過海產取代金屬出口以減少金屬外流，另外也與長崎周邊漁獲量豐富、中國料理對海產的需求有關。
(位於舊唐人屋敷的福建會館大門)
近代華商的發達
1858年長崎全面正式開港通商後，中國商人不再受到居住地限制，加上鎖國時代的唐人屋敷建物大多損壞，且毀於1870年的大火，因此華商紛紛轉住在鎖國時代作為中國商品倉庫的「新地」，也因此形成新地的華商商圈。近代長崎華人的人口平均占外國人六至七成，代表近代長崎華人的勢力之大。
(臺北市的莊義芳商行與泰益號的往來文書)
(資料來源：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網站)
這時華商從事俗稱「俵物」的海產品，與農產品等雜貨買賣。雜貨買賣是華商貿易的專長，並不因開港之後歐美商人的進入而衰落，反而靠者商業網路與眼光而持續發展，尤其在日本、中國、東南亞各地都有建立商業據點或代理，加上同鄉間的團結互助關係，其網路之健全讓日商也自嘆不如。由下述長崎泰益號經營資料可看出，當時主要買賣貨物除了魷魚、(鹽漬)沙丁魚、鮑魚等海產外，還包含米、黃豆、綠豆等農產品，並利用各地不同價格，透過轉賣賺取差價利益。
這時前來長崎經商的華人除了原有的三江與福建商人外，還加入廣東商人，因此形成三江幫、福建幫、廣東幫等同鄉互助團體。以福建幫為例，他們在長崎開港後便立即成立「八閩會館」，以福建商人為會員，經費也來自於會員依其商號資本額與貿易額的一定比例繳納。由於華商在日本受限語言與制度差異屢有紛爭，該會所除了作為商業團體來爭取權益與排解爭議外，也是解決商人間紛爭的管道。1888年該會館失火後，於1897年重建，也就是現在仍在唐人屋敷跡的「福建會館」。
(泰昌號幹部陳國樑，後來自立門戶成立泰益號)
(資料來源：中研院網站)
福建商人在長崎華商間具有重要地位，其中最受注意的便是「泰昌號」與「泰益號」。泰昌號是在1862年由金門與海澄商人出資成立，由金門黃家、陳家與海澄蕭家擔任幹部。雖然泰昌號靠者家族人際關係與商業策略而經營有成，但接連受到戰爭與主要幹部去世影響，營業受到許多障礙。
(泰益號第二代陳世望)
(資料來源：轉載自《新長崎市史第三卷近代編》)
1901年陳國樑(瑞椿)從泰昌號另立門戶，在長崎新地成立「泰益號」，2年後交由長男陳世望經營，開啟了泰益號的黃金歲月。陳世望1869年出生於金門，1903年接掌泰益號後，靠者人脈組織與獨到的商業眼光快速崛起。除了以長崎為根據地外，並在神戶等地開設分店，營業往來區域包含中國、臺灣、東南亞等地，其中又以臺灣的貿易量最高，客戶家數也最多。泰益號自開業以來經營穩健成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好景氣下更為突出，而在1910年代末期達到最高峰，之後在中日政局不穩與關係緊張下衰退。
華商在商業關係與政治人脈上是相輔相成的，尤其經商成功後更會嘗試在政治上獲取地位，鼓勵子女讀書或利用婚姻進入官場。以長期經營泰益號的陳世望為例，他在長崎曾擔任長崎福建幫董事長、長崎中華總商會會長、長崎時中小學校(華僑學校)董事。他在清末還曾透過捐官取得清朝監生與同知的官銜，立憲時被推選為長崎地區福建省諮議員。他還曾擔任的職務包含日本紅十字會正會員、中國紅十字會名譽贊助員、日本海員掖濟會(船員生活福利的公共團體)終生會員等。
(泰益號門前，後排右一為泰益號第三代陳金鐘)
(資料來源：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網站)
(資料來源：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網站)
由於近代中日關係經常保持緊張，長崎華商的經營也因政治局勢而起伏，尤其戰爭與民國時代的反日運動影響最大。1937年中日全面開戰後，在中國領事館的呼籲下有不少華人回國，留下的華商也因戰爭而無法持續經營，如泰益號便因1940年陳世望去世，加上戰爭影響之下，經營陷入停頓，最後於1959年停業。
(長崎燈會期間的新地中華街)
戰後的新地與唐人屋敷
二戰使得許多華人回國，加上戰後中共政權成立，日本與中國貿易關係斷絕，一時之間長崎華僑受到重大打擊，不得不改開中華料理店來謀生，現在新地充滿中華料理店就因此而來。所幸戰後的觀光潮到來，強棒麵(ちゃんぽん)等中華料理受到歡迎之下，長崎華僑的經濟就此穩定。受到中日關係斷絕的影響，長崎華僑也與日本同化，許多不會說中文的後代入籍日本，也使華僑學校難以為繼。
(長崎孔子廟，後方有中國協助展出的「中國歷代博物館」)
1970年代日中恢復邦交，並與福建省福州市締結姊妹市後，長崎市與中國的往來逐漸恢復。1985年成立的長崎中國領事館是目前長崎唯一的正式外國領事館，並透過在孔子廟的「中國歷代博物館」等，與長崎官方與華僑社群保持交流關係。近年長崎官方為了促進觀光，除了改建孔子廟、中華街等設施，1994年開始舉辦的「長崎燈會」，也加強長崎的中國印象，如今已成為長崎觀光的特色之一。
(新地中華街大門)
現在的新地中華街
目前的新地中華街與橫濱、神戶並稱為三大中華街，是以十字交叉路口為中心的徒步街區。四方街口有東西南北四座中國風的牌樓，都是1986年所建立，材料是由締結姊妹市的福建省福州市所提供，建立時也考慮中國的風水與五行。另外中華街旁邊的湊公園同樣也是以中國風建造的公園，也是1994年起舉辦「長崎燈會」的主場地，燈會期間除了中華街內掛滿燈籠，主場地每天也會有中國傳統民俗表演。
(長崎燈會期間的湊公園主會場)
(中華街名店「蘇州林」的強棒麵)
該街在近代主要以販賣雜貨為主，戰後則相繼開設中華料理，目前街內店家為料理與雜貨店各占一半，不過仍是以料理店人氣較高。「強棒麵」(ちゃんぽん)是長崎中華街的代表美食，這是1900年左右由四海樓創辦人陳平順為了中國留學生所引進的麵食，並在廣受好評下流傳至日本各地。中華街餐廳除了幾乎都有提供強棒麵外，每家的外觀與使用材料也有差異，相當值得有機會去各家品嘗。
該街在近代主要以販賣雜貨為主，戰後則相繼開設中華料理，目前街內店家為料理與雜貨店各占一半，不過仍是以料理店人氣較高。「強棒麵」(ちゃんぽん)是長崎中華街的代表美食，這是1900年左右由四海樓創辦人陳平順為了中國留學生所引進的麵食，並在廣受好評下流傳至日本各地。中華街餐廳除了幾乎都有提供強棒麵外，每家的外觀與使用材料也有差異，相當值得有機會去各家品嘗。
(中華街內的珍珠奶茶店)
該街中華料理除了強棒麵外，也有包子、水餃、東坡肉等菜色，最近珍珠奶茶在日本大受歡迎之下，也出現了販賣珍珠奶茶的店家，甚至雜貨店也有販賣長崎蛋糕。在觀光客喜好的帶動之下，未來中華街的改變值得期待。
(唐人屋敷跡大門)
唐人屋敷跡
唐人屋敷跡顧名思義就是江戶時期唐人屋敷的遺跡，由於幕末開國以後華商陸續轉移到新地經營，加上1870年的火災將該屋敷幾乎燒毀，這裡現在已經成為一般的住宅區，不過仍有少數堂宇建築留存，在近年整修完成之下，成為中華街周邊的另一景點。長崎燈會期間，這裡也是其中一個燈籠展區。
(土神堂)
唐人屋敷跡留存代表的建築為土神堂、天后堂與觀音堂等堂宇遺跡，都是在二戰期間陸續轉為長崎市所有。土神堂最早是在1691年所建立，曾在江戶時代毀於大火後再重建。1945年該堂受到原子彈爆炸受損較為嚴重，1950年曾遭到拆除，後來被指定為市的史跡之下，於1977年重建復原至今。
(天后堂)
天后堂與觀音堂也是江戶時代留下的堂宇，前者是在1736年為了供奉媽祖所設立，曾在1906年改建後留存至今，後者最早是在1737年所建立，曾毀於火災後重建一次，之後在1917年再度改建後留存至今，兩個堂宇也跟土神堂都列為長崎市史跡。
(福建會館內的天后堂)
(天后堂旁的孫文銅像)
唐人屋敷跡另一歷史建築為福建會館，原本是長崎福建商人在幕末開港後所成立的同鄉互助團體，原為「八閩會館」，後來因為失火而於1897年重建。除了正門與天后堂以外，本來還有作為聚會場所的本館，但毀於原子彈爆炸，因此只剩下前兩者留存至今。天后堂邊還有2001年由上海團體捐贈的孫文銅像，主要是為了紀念孫文與長崎的關係，這可從孫文一生去過長崎多達9次，與長崎出身的梅屋庄吉是終生友人得知。
(備註1：本文有關陳世望與泰益號的經營參考許紫芬的《近代中國商人的經營與帳簿：長崎華商經營史的研究》一書，另外中研院的朱德蘭教授也對泰益號頗有研究，代表著作為《長崎華商：泰昌號‧泰益號貿易史》等。)
(備註2：本文雖然較少提到臺灣與長崎的關係，但出身於金門的長崎陳家後代，在幾年前將保存的泰益號文書部分捐贈給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包含泰益號往來商業書信、土地文書、日記等，是了解長崎華商經營絕佳的史料。目前中研院仍有研究團隊在解讀文書，並有部分檔案已網路公開閱覽，詳細可見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網站。)
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