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霸權與虛假意識的批評〉
霸權概念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其隱含的假設，假定從屬群體的意識形態收編勢必能夠減少社會衝突。
然而，我們知道任何主張擁有霸權的意識形態實際上必須透過向從屬群體解釋為何特定的社會秩序也符合他們的最佳利益，來給予他們承諾。
一旦給出這樣的承諾，便開啟了通往社會衝突的道路。
這些承諾是如何被理解的？是否曾經履行？是否立意良善？誰該來履行之？
在此不詳細說明，但相當清楚的是，某些最引人注目的暴力衝突事件是從屬的普羅大眾試圖尋找原則上能夠適應一般社會秩序的目標時，和支配的菁英之間所發生的衝突。
法國大革命前，陳情書中全國各地表達了無數抗議幾乎沒有任何渴望廢除農奴制度或君主政體的跡象。
幾乎所有的訴求都展望一個革新的封建制度，並矯正許多「弊病」。
然而，儘管訴求相對溫和，也無法避免農民和下層階級的暴力行動──甚至可說是推波助瀾──而這些行動為實際的革命提供了社會基礎。
同理，從一九一七年在歐洲俄羅斯各地自發組成的工廠委員會所提出的訴求來看，無疑可以確定這些工人尋求的是「改善工作條件、而非改變之」，也絕非要將生產工具社會主義化。
然而，他們為了實現改革目標，諸如八小時工作制、杜絕計件工作、最低薪資、管理階層的禮貌態度、煮食與廁所設備，所展開的革命行動都是布爾什維克革命背後的驅動力。此外還有更多相關的例子。
其中重點在於，位處史稱革命行動的基層從屬階級往往會在他們對統治意識形態的理解中尋找目標。「擁有虛假意識」的臣民似乎具備足夠的能力採取革命行動。
就算我們為了論述暫且同意意識形態霸權一旦實現便將促使從屬階層沉默，那麼這類霸權是否經常盛行就變高度可疑的問題。
霸權論點的問題在於難以去解釋社會改變為何能夠源自底層──至少部分葛蘭西的繼承者所提出的強硬版本都是如此。
如果菁英掌控了生產的物質基礎，讓他們能夠強索實際的順從，同時也掌控象徵的生產工具，引此確保能夠正當化他們的權利與控制，那麼便實現了某種長存不變的平衡，唯有外來衝擊才能擾亂之。
一如威利斯的觀察，「結構主義的再生產理論將支配意識形態描述得無懈可擊。一切配合得太過巧妙。意識形態總是先於任何真正的批評、並先發制人。在這個如撞球般流暢滑順的過程中沒有任何裂痕。」
甚至是在霸權理論理應適用、相對穩定的工業化民主制度中，其最強而有力的構想也完全沒有考慮到實際發生的社會衝突以及抗議。
若說社會衝突對應用到當代社會的霸權理論來說是種困擾，那麼霸權理論應用到歷史中的農民社會、奴隸制度與農奴制度時，社會衝突就會是棘手的巨大牴觸。
只需要考慮社會大革命前三百年的農業歐洲，霸權或自然化理論的擁護者就會面臨大量破例的事實。
這個時期值得注目的一點無疑是農民感受到歷史可能性並起而行動的頻率，但以悲劇收場，沒有被客觀力正當化。
從十四世紀末瓦特‧泰倫叛亂、德國大規模的農民戰爭，一直到社會大革命，數以千計的叛亂與暴力抗爭都是某種農民在面對如今回顧看似希望渺茫的情勢時熱切抱負的明證。
一如馬克‧布洛克所敘：「一個社會制度的特徵不只有內部結構，還有其所引發的反應。……歷史學家的任務只是要觀察和解釋現象之間的關聯，對他們來說，農民起義對領主政權，就像比方說罷工對大規模資本主義制度一樣自然。」
就北美洲的奴隸制度而言，反叛者的機會甚至更加渺茫，確實令人驚訝的是反叛竟然仍會發生，而且在每次實際的起義中，都有大量密謀從未實現。
考量到奴隸分散在各個人手相對短缺的農場上，他們只佔人口的不到四分之一，並且受到嚴格的監控，觀察者沒有必要為了說明叛亂數量稀少的原因，而去假設奴隸相信「必然的事物」是合理正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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