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經濟學家的寓言〉
公平地來說，在遭遇這麼嚴重的震撼，加上全球銀行體系已變得緊密連結與高度槓桿的情況下，管理資本主義三點零版本的政治人物必須做一個艱難的選擇。
一點零版本在一九二零年代當機，搖搖晃晃走到一九三零年代才終於解體，並造成災難性的結果。
二點零版的當機也激起許多憤怒，但重開機很徹底，並且似乎保持穩定直到通貨膨脹的臭蟲造成大破壞。
三點零版當機的問題是，世界已變得在金融上相互益賴以及「全球化」，引發了系統可能像一九三零年代那樣崩潰的憂慮。
因此，我們沒有讓它破產，反而轉向央行官員，請他們擔任系統的新守衛，要他們設法救援整個系統。
央行官員的角色有點受到誤解。即使他們是獨立的，終究還是接受政府的指令。而當依賴美元借款與放款的全球銀行系統爆發危機時，美國聯準會便站了出來，給有需要的任何銀行美元以避免他們破產，不管銀行的母國是哪一個國家皆是如此。
最後，聯邦會、英格蘭銀行、日本央行，甚至歐洲中央銀行拿出約十七兆美元來紓困系統。而雖然這個行動挽救了系統，卻無法避免全球性的衰退、歐洲幾近破產，以及因為一連串的重大政策錯誤而造成歐洲部分國家出現一九三零年代以來最高、持續最久的失業率。
此外，在初期的恐慌被控制後，世界各國政府相繼緊縮預算──實施所謂的節約政策──導致情況更加惡化。
但在製造憤怒經濟學上，這一次同樣重要的是，負擔這些成本的是一般納稅人，他們面對失業、減少消費、破產，並承受因此產生的個體層次壓力源，包括從藥物亂用導致的死亡到因絕望而升高的自殺率。
這些例子中的納稅人有許多原本就已負債累累，並且多年來所得停滯不前。他們看到社會中有最富裕的成員得到紓困，而他們卻遭到裁員。
勞動再度變成一種商品，而資本受到保護──最顯著的例子是美國的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在接受公帑紓困約一千八百億美元後，二零零九年還發放數億美元的紅利。
底層百分之八十的人實際上是為頂層百分之一的人犯錯而付出代價，並且在過程中還為頂層百分之二十者的資產與所得紓困──在世界各國莫不如此。
譬喻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誘導轉向法」，銀行系統的私人部門負債最後被納入國家的公共資產負債表，變成更多的公共債務；而公共債務又被縱容這一切發生的政治階層，怪罪為當初根本沒發生的國家「過度支出」危機。
許多人不知道銀行業內部錯綜複雜的關係，但他們知道自己被騙了。不管是在美國的茶黨運動位民眾與「銀行的社會主義待遇」而抗議資本主義，或在西班牙的憤怒人群運動，以及英國脫歐，這場危機刺激了現在正改變世界各國政治的憤怒政治學。
而如果我們想到這三隻臭蟲一起搞垮了三點零版──薪資停滯、銀行槓桿以及不平等──我們就能看到這些系統中的臭蟲仍然存在。
儘管有許多經濟體已經回到充分就業，大多數勞工的薪資成長卻仍相當微弱。已開發國家的銀行業現在已更集中，而且和十年前一樣獲利豐厚，甚至賺得更多。
另一方面不平等仍然鮮明，這些都繼續製造系統中的高度緊張──即系統工程師所稱的「抑制性波動」──且持續惡化中。而這種抑制性波動到了某個點就會爆發。
那麼，為什麼系統沒有再度當機？
軟體中的某些臭蟲已被矯正。從最標準的風險衡量來看，銀行系統已遠為強壯。此外，政策制定者已被金融危機嚇壞，讓他們高度警戒，唯恐再犯同樣的錯。
光是這些因素就能解釋極為穩定的全球成長率。然而還有一個問題，那便是與道德憤怒有關。
危機突顯出的不正義，和重新評估過去三十年的開放監管，無法靠保持現況來緩和。
資本主義三點零版本獲得紓困，但沒有重開機、沒有重新啟動系統，也沒有設法移除軟體中的臭蟲，反而製造了另一波更深的憤怒。這股憤怒正逐漸沸騰、蓄勢待發，而且它是根深蒂固的系統性問題，它將與我們同在。
民粹主義是當機後沒有重新設定、組合系統的結果。不管那是讓美國政治極端化、德國政治民粹化，或是英國政治中對英國脫歐的憤怒，系統應該、卻沒有重開機。
由於沒有做出根本改變的系統變成絕大多數人口的壓力源，我們已然為另一回合變革性的憤怒經濟學創造了先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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