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並生活在憤怒經濟學的世界〉
憤怒，最強大的人類情緒，已經變成連結由技術官僚、政策學究與政治人物描述的枯燥統計數字，與我們經驗世界的弧線。
當總體層次的體系崩潰並暴露出被掩飾已久的斷層線時，經濟學就變成了憤怒經濟學。
政治經濟體如何促成憤怒的興起？
公眾憤怒，包括道德憤怒、部落憤怒與私人憤怒，這些形式的憤怒共同協助我們了解憤怒經濟學的型態。如果經濟學描述的是經濟應該如何運作，那麼憤怒經濟學揭露的則是我們實際的體驗，以及它對我們的重要性。
它幫助我們了解全球政治，告訴我們要傾聽甚麼，該小心甚麼影響，以及我們如何才能矯正一個破碎的經濟？
首要第一個區別是公眾憤怒與私人憤怒的差別。許多研究將這兩者視作相同，但實際上他們則是相反的存在。
公眾憤怒往往帶著榮譽臂章。冰島人抗議貪腐的政治階層是帶著道德的勇氣，他們疾呼反對貪腐與尋求道德矯治；反抗滅絕運動是由正義的憤怒所激發。
當人感到公眾憤怒時，那是因為他們被錯誤對待，或他們目睹惡行，希望錯誤被承認並解決。這是道德憤怒。
私人憤怒則類似它的反面，特徵往往是羞恥。
人在他們的私人生活感到憤怒時往往尋求諮詢，而非訴諸懲罰。一名憤怒的同事、一個抑鬱的父親或母親，或者一個怨憤的計程車司機──他們需要協助，而不是遭到矯治。
但公眾憤怒本身也有兩面。如果道德憤怒是它的正面形式，強化並製造部落認同意識就是它的負面形式。
部落憤怒是一種原始的情緒，它藉由行動與團結以防衛其他族群之名而擱置我們的道德指南針。
想想一場勢均力敵的歐洲足球賽，很可能你會看到一個憤怒的少數群體。為什麼他們會在比賽現場？
因為他們是最鐵的球迷，他們狂熱地帶著忠誠臂章。他們不但威脅對手球隊的球迷或球員，甚至很容易就把矛頭轉向自家人，要求更純粹的忠誠與投入。憤怒的球迷會節制自己的部落。
道德憤怒是正面的公眾憤怒，它會尋求矯正，它是想被聽到的呼聲，表達忍無可忍，而且錯誤必須矯正。
但它的相反形式下的部落憤怒則是尋求威嚇，以便支配、壓迫，而且往往是以暴力摧毀。
從這個觀點來看，不同種類的公眾憤怒扮演不同的機能：強化道德標準與節制部落認同意識。
這就是憤怒與經濟體結合的方式，今日的投機政治人物豪不費力地操縱這兩種形式的憤怒以獲取支持。
透過這些公眾與私人憤怒、道德憤怒與部落能量的概念，我們可以更了解政治人物的行為，以及辨識自己該抗拒甚麼。
今日政治學的挑戰，在於仔細傾聽與矯治正當的道德憤怒，同時揭露而非煽動部落的暴力憤怒。
公眾憤怒往往採取高傲的道德正當性或部落忠誠的形式，而私人憤怒則與內在掙扎有關。
私人憤怒──個人焦慮、壓力、不安全感上升，以及我們面對顯然無法避免的外在改變的無力感──的根源與憤怒經濟學所討論的個體以及總體經濟趨勢暨經濟結果都有關聯。
具體來說，雖然認同高速的經濟與科技變遷，是創造生產力成長與滿足環境、社會與人口需求所不可或缺，但達成這種需求所造成的轉變以及破壞卻製造了壓力、焦慮，以及一種人類特別笨拙於處理的事物──不確定性。
我們不喜歡生活在不確定中，並盡可能嘗試去降低它。
但我們過去三十年建立的經濟要求自己去擁抱它，同時，政府已逐步放棄他們提供市民保護以免於不確定性的承諾。
再加上，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指引我們行為的地圖似乎變得更不精確，也更明顯地偏袒一群頑強菁英的利益，以至於我們從想像的經濟學轉向真實運行的憤怒經濟學。
我們從快速且仍舊不斷加速的經濟變遷中感受到確切的威脅，意味傾聽私人與公眾的憤怒攸關著更深入了解我們在每日生活中的真實經驗，以及如何解決這樣的焦慮。
有一種根本的緊張是明顯存在的，像我們這種老齡化社會需要更多科技，而非減少。我們不應該畏懼科技，而是擁抱科技。
繁榮富裕是靠能夠提高生產力的創新而增長，創新是物質進步的根本原因，它能增進我們的集體資源。遺憾的是它也帶給我們社群媒體。
改變可能非常劇烈，特別是對能立即受益者或感覺不會有損失者來說更是如此。
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它令人不安，甚至驚恐。大多數人渴望安全、穩定與確實，當快速改變伴隨著實質的收入損失，或我們感覺有人獲得利益就有人蒙受損失時，不難想見我們感受到憤怒的迸發。
這種表達本身既是道德憤怒(錯誤應該矯正)，也是部落憤怒(我們尋求怪罪「其他人」應該負責)。
認清這個核心困境──如何從不確定性中獲利，卻本能感到厭惡──是降低所有人的憤怒以便我們能嚴肅因應這個時代的社會、經濟與環境挑戰的先決條件。
我們認為如果能以正確的方法面對這個單純的生活事實，就能活得更加長壽健康，甚至取得快樂。
但要達成此目的，我們必須把觀點從經濟學轉移到了解憤怒經濟學：一個不確定性與憤怒已然升高、對市場與政治運作的信心已遭到削弱的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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